既往对于广西“天涯海角”的研究①，提出了历史上广西“天涯海角”的地理概念，分析其形成的政治地理因素，并且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历代对广西“天涯海角”的描述与吟咏所体现出的思想情感，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形成本身所体现的一种文化观念的变化。从文化空间理论分析，《岭外代答》中“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的记录，不单是一种地理空间划分的变化，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变迁的产物，通过对于宋代广西“天涯海角”地理标志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宋代的士大夫的思想观念。
    本文主要通过对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进行文本分析，同时结合文化空间理论进行研究。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到史部地理类，是他们任官广西，或亲身经历或听人传闻，对南宋时广西所作的翔实记录，包括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文遗迹、草木鱼虫、风俗特产，海外贸易等等，成为研究宋代广西情况的珍贵而可靠的史料。既往的研究多是从其史料价值出发，而忽视了范成大周去非等，作为南下的士大夫，在翔实的记录背后无不蕴藏着作者自身的思想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更利于我们揭示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的变化在构建“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时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一 地理国界
    南宋偏安一隅，加强了对于广西的开发与管理。随着士大夫大量地南下广西，加深了对于广西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一背景下空间边界的观念也在士大夫的叙述中进行着重构，新的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天涯海角”开始出现。“广西‘天涯海角’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周去非所作《岭外代答》一书中”②，这一边界观念，在后世也不断得到士大夫的关注与吟咏③。
    “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源自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天涯海角”条的记录“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④。“周去非所记的‘天涯海角’条目，是我国最早有地物标志和有实地可指的‘天涯海角’的书面记载”⑤。这一地理概念是由人文景观“天涯亭”、“海角亭”以及行政区划“钦州”(今钦州)、“廉州”(今合浦)所组成，不同于山川河流所形成的自然边界，这一地理观念的形成更加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结果，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所持有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天涯海角”背后体现的边界观念，与实际的地理国界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交趾的独立，以及南宋赐名“安南国”，承认其独立地位，在广西的地理空间上国界概念逐渐清晰起来。宋朝与交趾之间的边界，不仅是以战争的博弈，也是在相互协调下加以确定的，如《宋史》中出现的边界的协商与调整，“元丰五年……又遣其臣黎文盛来广西办理顺安、归化境界……元祐中，又数上表求勿恶、勿阳峒地，诏不许。”⑥事实上交趾的独立，从五代末即已经开始，但真正让宋朝放弃了统一意图则是在宋神宗的熙宁之战后，宋朝对其独立的承认则始于宋孝宗时赐其国名“安南国”，这样在广西南部出现了一条事实上的国界。由坐落在钦州的“天涯亭”与位于廉州的“海角亭”所组成的“天涯海角”，便位于这一国界线附近，周去非“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⑦的叙述，无疑是对“天涯海角”这一边缘界限的概念从现实地理边界角度所作的一种诠释，“天涯海角”似乎是当时地理国界的体现。尹国蔚也认为“天涯海角”的出现与此有关，“直到五代后期与北宋相交之际，越南开始脱离中国，钦廉沿海开始成为由海入交州的起始点，形成了这里作为‘天涯海角’的政治地理背景。”⑧
    二 文化边界
    “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观念又不是单纯的地理国界的反映。在文化空间理论中，刘苑如等著《空间、地域与文化》认为“空间的表征并非只是一种物理的表现，它涉及了个人对于空间讯息的思考、推理和操作。因此，透过空间表征所表述的空间就不再是静态不变的物质，也非纯然的想象，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⑨。福柯提出地理观念背后流露出权力的掌控，“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⑩，葛兆光认为空间的观念潜含着文化与身份的认同，“空间划分与描述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地理空间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11)。“天涯海角”作为地理标志，在体现空间国界划分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或权力关系的产物，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虽然包括了今广东与广西的岭外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岭外仍然被归于“南蛮”之中，并且认为其为“荒服”，“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2)单独作《岭南序略》，介绍其历史沿革与民族习俗，甚至比其他归入到“南蛮”的境内少数民族在观念上还要偏远，如《南蛮序略》中境内少数民族被归于“要服”，“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13)。而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要服”与“荒服”处于不同的权力地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14)。因而在唐代隔绝内地与岭外的地理标志五岭也常被视为华夷南界，如唐代狄仁杰就认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5)。以及作为世界南端的标志，如《旧唐书·太宗纪下》：“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16)。这样唐代实际统治下的国境南端，与文化观念上的世界南界并不一致。而这种地理标志的出现与存在，又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