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改造体现在沟通外界，打消隔膜，通过强调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加强岭外广西与中原文明历史传统上的联系，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认识中来，实现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类似王明珂《华夏边缘》中强调祖源的共同历史记忆在改变族群认同与实现春秋时吴国华夏化中的作用，“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30)，潜含着一种通过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来突出广西与中原历史联系的文化改造，更加强调了广西当地与中原文明的继承与联系，以完成文化心态上对于广西的接纳。如《岭外代答》“鸡卜”条，要追溯到汉武帝“昔汉武奉越祠鸡卜，其法无传，今始记之”(31)，如“茅卜”条要论述到《易》“余以为此法，即《易》卦之世应揲蓍也。尝闻楚人篿卜，今见之”(32)，如“蜮”条要印证《书传》，把当地人称为“十二时”的生物附会为“蜮”，“余曰：‘非所谓蜮者欤？’生曰：‘然，书传所载，即是物也’”(33)，如“大蒿”条要以此来论证《礼记》中的蒿官，“古有蒿柱之说，岂其类乎？”(34)如“蜼”条“夫兽能以尾窒鼻御雨，斯亦智矣，其登于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35)可以印证《周礼》的疏，“河鱼”条甚至让周去非解决了《左传》中意义难定的隐语“《左氏》‘河鱼腹疾’语，迄无定说……因悟申叔时河鱼之说”(36)等等，这些都是广西当地固有的习俗与物产，是否真如周去非所谓儒家经典在当代的孑遗尚难考证，但在这种叙述下广西不仅摆脱了“蛮”的文化形象，而且与中州历史经典发生了联系。这些都是中州士大夫所关心和了解的事物，通过加强与儒家经典的联系，易于使士大夫转变对于广西的文化归属感，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叙述与文化之中。而这种加强广西事物与中原历史文化联系的改造，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丰富与强化。通过这种改造，岭外广西从一个似乎异质的蛮荒文化一下子在这种联系下与中原文明溯源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其存在也从反面加强和印证了这一文化传统，强化了中原与广西的文化认同与联系。
    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士大夫所带回的文化融合下的广西的意象与观念，也在当时的内地士大夫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传抄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如南宋晚期黄震的《黄氏日抄》就专门抄录了《桂海虞衡志》，其在抄录之外还详加评论，表明了他对此书的重视。《桂海虞衡志》也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周密《齐东野语》、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所引用，又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等书目所著录。而这一时期我们同样可以从《岭外代答》的著录情况，了解到当时士人对此书的重视。据杨武泉考证当时此书即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事实上这些书籍的传播，要比著录的情况更加广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文化心态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扩散。
    从这样的文化心态出发，经过当时任官或游历于此地的南宋士大夫的详细的考察，他们以一种南下的士大夫的视野，从中原文化的传统中入手，包容和改造当地的固有形象，使其形成一种内地士大夫所认同的文化形态，进而从文化观念上把对广西的隔绝冷漠的心态，转化为和谐一体的认同，使广西在文化心态上融入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四 认同下的历史诠释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了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37)在广西“天涯海角”形成背后，亦是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认同的形成过程，同样存在着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构建过程。
    在《通典·州郡典》中杜佑采取的叙述体例，把天象星辰与空间划分相联系，并叙述人间的风俗，进而把其以体现权力秩序的九州、十二州的顺序加以编排。这样的历史叙述下，现实的地理空间观念，不仅与宇宙天象而且与上古帝王联系起来，这样九州乃至十二州的历史叙述，就在这种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而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秩序感。
    然而这一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重新诠释的过程。一种是上古的历史记忆，他们往往与儒家经典理念联系在一起，“九州之区域，在昔颛顼及于陶唐，分而为九，其制最大。”(38)而在这一历史记忆下，岭南并不包括在其中，“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也。”(39)另一种是中古的历史记忆，虽然其也追溯到周代，但更多地论述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与政制完善，“凡国之分野，上配天象，始于周季，定其十三。”(40)在这一历史记忆中，岭外所在的越地，又是包括在其中，“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得汉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41)这样中古的历史记忆即秦汉以来的现实的地理沿革，与上古的历史记忆之间在关于岭外的观念上并不一致，这样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下，就必然存在一个通过重新诠释而加以统合的问题。
    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杜佑对岭南被纳入“古越地”之中产生了质疑，“又按越之本封，在于会稽，至勾践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号称霸王，正当战国之时，凡得百四十二岁。后至秦汉，方有闽摇。虽虚引其历代兴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赵佗奄有，时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准的，凡为著述，诚要审详……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42)也即秦汉以来对于岭外地理沿革的历史记忆，难以与儒家理念的上古历史记忆衔接起来，在这一重新诠释中，杜佑所采取的是对于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帝王代纪》的质疑，表明在上古历史记忆与中古的历史记忆的选择上，杜佑选择了上古历史记忆作为准的，把现实的政治制度归入到大的历史传统之中。杜佑在《州郡典》最终采纳了上古历史记忆的九州作为叙述体例，同时又把历代的沿革纳入其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3)。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杜佑的诠释的过程是要把现实的中古历史记忆，纳入到了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之中。
    杜佑这种重新诠释的背后，一方面表明杜佑把儒家的理念置于现实的统治之上，作为统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对于岭外包括广西的复杂而冲突的文化观念以及“五岭”作为地理标志背后“国界南端”与“世界南端”的矛盾，杜佑在观念上追溯一种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因而突出了岭外的“蛮”的观念，同时秦汉以来强化了岭外的统治，其成为历代政权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在《州郡典》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4)。岭外即越地被纳入《州郡典》的历史叙述中；同时在《边防典》中，又把岭南整个的归入到了“南蛮”之中，单独作《岭南序略》，并认为“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45)
    同样在南宋时专门记录了广西情况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中在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的重构过程。如对“交趾”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