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边界观念，随着南宋对于岭外特别是广西的接纳与认同，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在《通典》中作为“南蛮”的岭外渐渐被海南所取代，而岭外则融入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中，开始接纳进中华文化圈之中。五岭也因这一认同的文化心态，在周去非的叙述下从隔绝的天堑变为沟通的渠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17)。随着华夏文化圈南下扩展，岭外渐渐融入进“我者”，海南和“黎”则更加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如我们分析《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的体例内容后会发现，《桂海虞衡志》体例中的《志蛮》在《岭外代答》中则变为了《外国门》和《蛮俗门》。《岭外代答》大量借鉴甚至照抄《桂海虞衡志》，其中《蛮俗门》多是对于《桂海虞衡志·志蛮》的剪裁与抄录，其组成基本上是境内的少数民族。《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为其所自创，主要叙述境外国家，但是周去非却把“海外黎蛮”放在《外国门》较为靠前的地方，这一顺序及内容与范成大的不同之处，表明周去非不是简单地因循或照搬，而是有意为之，流露出自身的一种文化观念。在稍后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其借鉴了《岭外代答》的域外内容，但关于海南与“黎”上又对《岭外代答》的体例进行了改变，在《诸蕃志》中海南与“黎”虽未在《志国》中出现，却特别在《志物》中出现，尤其是其对于海南的论述，类似于《通典》中岭外的记述，先介绍州县沿革再叙述“黎”，《诸蕃志》是只记录海外国家的，而这里专门记录海南与“黎”，可见在当时的士大夫的心目中，海南与“黎”虽然事实上处在国境之内，但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似乎游离于一种文化边界之外，类似于“外国”，而又不能归入到“外国”之中。这一点在正史中也有体现，《宋史》的《蛮夷传》不同于之前正史的《南蛮传》，其范围内容不仅从域外国家转向了境内少数民族，而且《蛮夷传》中的称呼也从部族名称转向了羁縻州隶属州的名称，但是“黎”仍以部族名称命名为“黎洞”，这一名称与《宋会要》中的记载相同，可见其反映的是宋代国史的情况。以羁縻州隶属州名称代替部族名称体现了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内化与管理的加强，而“黎洞”作为部族名称的突出，其实体现了一种与周去非类似的对于“黎”的区别和疏远观念。
    在周去非、赵汝适的叙述中，海南与“黎”所游离的这一文化边界，无疑是以“天涯海角”为标志的宋代士大夫自我文明的认同所界定的，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南下扩展的过程中，对文化边界的重构，同时也是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复杂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这使我们更加确认了“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不是国界地理的简单重合，更加是一种文化边界上区别他者，凸现我者的文化空间划分。
    三 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
    “天涯海角”文化边界的形成，流露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岭外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变化。分析成书于南宋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我们可以发现以周去非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接触与了解的过程中，对广西产生了一种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的文化心态上的转变，这成为“天涯海角”形成的文化因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些看法，呈现出一种隔绝冷漠，甚至充满歧视的眼光。如《自序》中自己要赴任广西“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18)。对范成大的一些赞美广西的言论，内地的士大夫甚至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既不相信也不愿意接纳进他们的视野之中，“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信”(19)。这一观念即使范成大试图以引用前人诗作等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论证也往往难以扭转，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内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种冷漠隔绝的排斥心理。“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20)。然而周去非写作《岭外代答》时，在《序》中已经要说“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21)，正因为大量的询问难以简单的口头解释，于是周去非写作了《岭外代答》，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两种截然的态度，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渐渐由隔绝冷漠变为关心了解。
    事实不止是一种关注态度的改变，这些笔记的作者，同时也是以南下的内地士大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如“广右”这一名称的使用，“广右无酒禁”(22)，类似“江左”同是一种以北方为坐标观察南方所产生的概念。而且其写作的目的也是要把岭外广西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用一种士大夫所认可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形成一种认同的文化形象，以实现范成大、周去非等希望的内地士大夫对广西在文化心态上的接纳与认同，因而在笔记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他们沟通的对象是当时江浙福建等内地的士大夫，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雁”条，广西无雁，“余在静江数年，未尝见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说”(23)，雁并非广西的物产，本是没有介绍的必要，但这却是内地士大夫所关心与希望了解的，如范成大《骖鸾录》中就发出了“世传阳鸟不过衡山，至此而回。然闻桂林尚有雁声”(24)的疑问，此时范成大尚未至广西，这一问题无疑代表了当时内地士大夫的好奇与心声，周去非对于这一条的记述，可以论证传统衡阳回雁峰的观念，类似的如“竹”条与内地相比较“江浙间斑竹，直一沁痕而无晕也”(25)，“南山茶”条“别自有一种，叶厚硬，花深红，如中州所出者”(26)，如“榕”条“榕，闽中亦有之”(27)。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柚子”条，“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28)，如石栗条“发病，北人或呼为海胡桃”(29)都是类似的例子，似乎是在与内地的士大夫进行着对话。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记录，不单是一种个体偶然对广西产生的兴趣，同时也是当时南下的内地士大夫通过对广西的叙述，希望以此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群体，让他们了解广西，从文化上包容接纳进自身文化之中。
    这种对于广西的接纳包容不单是打破原有的隔绝无知的状态，沟通岭外与中州的文化上的联系，介绍岭外广西，更细化为在对于广西的历史叙述中，时时存在着士大夫从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出发，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上的改造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