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一侧的史料中，很少看到清朝关注日本的有关记载，更何况此时清朝还并未定鼎中原。清朝入关之前颇为关注朝鲜与日本的交往，或已有重新构筑东亚秩序的意图。早在崇德二年(1637)九月六日，清朝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及户部参政马福塔二人就曾向羁质沈阳的朝鲜世子陪臣表达过通好日本的愿望，理由是“通信之意，曾于约条言之矣”，而朝鲜以“日本海路甚远，我国使臣十年一番往来”为由拒绝(18)。但是清军入关的当年，清廷又无意中获得一个直接通问日本的机会。当年四月一日，日本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58人，自越前藩三国浦新保村乘船出海，途中遇风，于六月初的某一天漂流至今俄罗斯境内的图们江口以北海滨，为当时清朝治下的瓦尔喀人追杀，43人遇害，幸存的15人被解送至清故都沈阳，辗转至北京，次年十二月被清朝解送至朝鲜，顺治三年(1646)三月十七日被朝鲜送至对马，六月至大阪，八月这批漂流人中的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被召至江户，由幕府老中亲自询问其漂流始末。(19)朝鲜君臣认为，清朝之所以送还日本漂人，“非等闲之事，欲铺张夸大，以观日本之所答如何”。清朝甚至专为此事派敕使至朝鲜，欲面见“倭人护去之官”，“使之听其所言而去”，直接与日本建立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终为朝鲜官员以“本无前例”所阻(20)。而后日本所遣使节于顺治三年十一月至朝鲜，所递致谢书契中，“全没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显有轻视之状”(21)。朝鲜与之交涉无果，遂将此事转咨清朝(22)。出乎意料的是，次年前来朝鲜的清使竟认为“彼虽辱语清国，不以为关，况中原之人，曾称鞑子，倭国所云，必出于此，何足怪哉?”(23)丝毫不以为意，但同时反复叮嘱朝鲜馆伴大臣，“俺等未发行前，如有东莱可闻之端，即为来告宜当”，告之以“今后日本事情报知一事，专责于兵判”(24)，“倭情好不好消息，令兵曹判书专管，随事报知”，朝鲜馆伴对以“日本书契酬酢，礼曹主之，衙门移咨，备局(指备边司)为之，兵曹所管，只是军务而已，以此等说，反复论辩”，但清使坚持“有所闻见辄即驰报者，兵部之责也，俺之此言，非出己意，上副使如是讲定，将归报摄政王，俺则既已面言于户判馆伴，他日有事，勿谓俺不言也”(25)。清使此言，仍然显示出对日本相当的关注，并且试图规范朝鲜咨报“倭情”的程序，要求朝鲜方面由兵曹判书专门负责此事，有事则驰报清朝兵部。
    虽然面临清朝的高压，但朝鲜转咨“倭情”决非无所保留，而是有所选择。实际上自“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向清朝咨报日本情形，就有利用日本牵制清朝的政治考量，于仁祖二十一年(1643)担任通信使团副使出使日本的司谏赵絅，就曾上书仁祖力陈这一外交战略：
    诚信交邻，以壮国势。日本与我既已通好，非始谋结援也，唯不诚信耳。若遣一介之使，明陈我困于虏之状，则彼之然诺为我国，必不待辞之毕也。议者曰：“日本非亲信之国。”此虏独可亲信乎?事之交之，俱出于不得已也。与其均出于不得已，无宁藉既和之势，以报敌怨之虏乎?况臣之计，唯欲助声势而已，非即曰请倭兵，同我前驱也。彼虏亦常问倭来否，且曰吾亦欲送使至彼，盖惮彼也。诚将如此情实，密谕日本，使之飞一书于虏中，以责侵我邻好，则彼虽始怒我使之，而知我与倭深结，终不能轻易加兵于我矣。此真所谓落其机牙者也。(26)
    赵絅所举张的“诚信交邻、以壮国势”之外交策略，大部分情况下清朝似乎不以为意，而一旦朝鲜稍有逾矩，清廷也十分敏感，例如顺治七年(1650)，顺治帝就识破朝鲜要求筑城备倭的背后意图(27)，于敕谕中切责当时有“北伐”之意的朝鲜孝宗：
    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某，据奏倭国相恶，欲修城集兵、整顿器械，此语不止一二次。自尔先王以至今日，亦不知凡几。缘此，所以遣巴哈纳祁充格等赉敕，往问真伪。巴哈纳祁充格等回奏云：臣等提取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使卢协等仔细讯问，答云：“倭国、朝鲜素向和好，并无怨乱兵戈之事，前奏系欺罔巧诈”等语。由此观之，其修城集兵、整顿器械之事，原与倭国无涉，专欲与朕为难也。意图进修城池，招集兵马，整顿器械，所以期罔巧诈，礼节有违，朕惟备之而已，夫复何言。顺治七年七月二十日。(28)
    孝宗以日本举动异常为由，向清朝陈奏要求“修城集兵、整顿器械”，而终未获清廷许可，且酿成重大的外交风波。此后朝鲜一再因此事上表清朝，给予解释，且孝宗要求严厉处置向清廷走漏消息的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使卢协等二人，亦未被顺治帝所许可(29)，此事到顺治八年才最终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自清朝迫使朝鲜于崇德二年(1637)与之缔结宗藩关系之后，朝鲜按照事大外交的原则向清朝不定期地咨报日本情形。尽管朝鲜并非机械地将日本情形转咨清朝，而是出于一种以倭制虏的牵制策略。而清朝在未彻底击败南明之前，兼之台湾郑氏纵横东南沿海，亦无通过海路获知日本情况的可能，除要求朝鲜主动咨报倭情之外，实无其他可靠途径。清朝对于朝鲜的倭情咨文亦有不满之处，例如顺治六年至八年围绕倭情咨文，清朝与朝鲜产生外交纷争，即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一例。清朝统一中国全境之后，对于日本日渐关切，例如康熙十五年，就针对朝鲜所呈对马岛关于吴三桂举兵的咨文，特别晓谕朝鲜勿为日本所“煽惑”(30)。康熙四十年(1701)六月，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受康熙帝派遣，亲往日本刺探情报(31)，这无疑突破了依赖倭情咨文的单一情报搜集方式。可以看出，虽然相对于日本对清朝的关注程度而言，清朝对日本的关注度或许并不高，但清朝早在入关之前通过朝鲜洞悉“倭情”这一点，或许对于突破清朝对日本漠不关心的固有认识，也不无启发之处。
    清朝入关前后日本的对华情报搜集--以明末李自成的传闻为中心
    与朝鲜不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清朝之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清朝入关时，德川幕府已经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兼之明亡之后大量明朝遗民东渡日本，极力渲染清政权的野蛮残暴，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本朝野对于元寇袭来的历史记忆，使得德川幕府的反应非常激烈。而作为幕府御用朱子学者的林罗山(1583-1657)(32)，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春胜)及其孙林凤冈(信笃)搜集、编撰而成的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已表现出编撰者或者说是幕府的价值取向，即“明清鼎革”，已使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复存在。日本以往闪烁其词的道统自立情节，自此化为以建立日式“华夷秩序”为目标的现实冲动。
    日本对于明清易代的相关情报最初得自两个渠道，其一是来自赴日商船船员的口述，即所谓“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一则署期为“申八月四日正保元年(1644)”，另一则署期为“酉六月三日”，内容是唐通事询问当时明朝灭亡及清军入关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见清军入关仅仅数月，消息即传至日本。而日本证实这一消息，则是由于上文所述日商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抵清朝境内的偶然事件。日本为答谢朝鲜送还漂流人一事，派遣橘成税、藤智绳等二人到达朝鲜东莱府。二人向朝鲜官员透露，德川幕府当局认为清朝送还漂流人是向日本夸耀武力，而关白叔父甚至“欲赴援南京”，对马岛宗氏则居中弥缝周旋。其实日使系由对马派出，不免有虚张声势、市恩朝鲜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清朝攻占北京反应激烈，当是事实(33)。而二使所递书契则甚为傲慢，“全无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34)，使得朝鲜当局十分为难，认为事涉不敬，难以原样“报知北京”。但橘成税、藤智绳二人态度强硬，以书契系“皆出于道春之手，岛主亦不得改一字”(35)(道春即林罗山)为由坚拒修改，反而借机向朝鲜东莱府使闵应协探问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当得知朝鲜臣服清朝之事实后，即出言威胁，“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36)。实际日使不过虚张声势，回到对马之后，似乎并没有向德川幕府当局报告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专门为清朝与朝鲜缔交之事诘问对马岛主，“此处则南、北京消息连续相闻，而岛主素与朝鲜相厚，一不通报，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则清国送于朝鲜，朝鲜转送于我国，朝鲜与清国，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时朝鲜为藩邦。即今贵国之于清国，亦如是耶?”(37)此事可见日本对于明清易代之情报，已开始经由多个渠道极力搜集，而不仅仅是藉由对马倭使至釜山打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