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乱时期银价下落的事例
    仔细观察有清一代银钱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每当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大动荡之时，物价开始暴涨，随之发生短暂的银价腾贵的现象；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卷入战争的地区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银钱比价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紧随着银价腾贵，便是银价的持续大幅度下跌。银价下跌，钱价上涨的幅度之大，一般会大大高于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与自然灾害袭击下局部地区发生的“银贱钱贵”现象一样，也是一种规律。
    (一)“三藩之乱”时期的银价暴跌。此次银价变化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是暴跌。1673年(康熙十二年)，银价暴涨至3000余文，而后是持续不断地下跌，到1684年(康熙二十二年)下跌至每两换钱850文，“定例每钱一串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八九百文不等”[15](卷一百十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丙寅条)。而后徘徊在800～900文之间，“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钱矣”[16](卷七,P195)。直到1691年，银价才再次出现大幅度增长，前后持续了16年。这是清朝的第一个所谓“银贱钱贵”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银钱比价波动情况，清初文人叶梦珠曾经分析指出：“四月，闻八闽之变，三吴钱价顿减，初犹五六钱一千，后直递减至三钱。积钱之家，坐而日困，典铺尤甚。有司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十五年以后，封疆渐宁，钱价以次渐长。十七八年之间，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八分及九钱二三分，几乎厘钱矣。”[16](卷七,P195)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化与“三藩之乱”有密切关系。银价在三吴地区的暴涨和暴跌是“八闽之变”的结果，银价在后来渐趋稳定也是“封疆渐宁”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只是直观的描述，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辨，然而却很有道理，因为它触及了流通领域的一个规律性问题。
    (二)1746年(乾隆十一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奏报说：“陕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近则只易钱七百二三十文，其昂贵为历年所未有。”[17](卷五十三,P27)然而这并非是该省银价的最低点，两年后，“西安省城每银一两止换钱六百十余文，各省未有如此贵价者”[18]。西安此次银价下跌，钱价增昂，既是由于四川大规模用兵，又是由于历年“陕省积歉”造成的。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本起兵反抗，清廷派遣重兵前往镇压，大兵经过陕西，该省供役浩繁，政治动荡，加之自然灾害袭击，连年歉收，市场混乱，“钱价之昂为历来所未有”[19]。为了平抑钱价，陕西巡抚将2880串钱文立即投入市场，“省城有此钱文易银，市价日渐平减。上年冬内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余十文，今则每银一两易钱七百余十文。”[19]经过官方干预，陕西省的银价仍然没有恢复到“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的水平上。
    (三)乾隆初期，大小和卓木相继在新疆发动叛乱，战火燃烧至甘肃一带。1754年(乾隆十九年)，清廷派遣军队平叛，历时七年之久，打败叛军，活捉大小和卓木，天山南北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战前，西北各省每两银价大都在800～900文之间，“甘肃一带，向因钱少，价本昂贵”。战乱发生后，“钱价益见昂贵，每银一两仅易钱六百文”[20]。战争时期，西北一带经济破败不堪。“甘肃地方连年办理军需，以致兰、凉、甘、肃一带钱价昂贵……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七八十文至七百四五十文不等。”1759年，兰州一带又遭受旱灾袭击，在战争与灾害双重打击下，经济再度遭受重创，钱价高腾，“每银一两仅易钱五百七八十文至六百二三十文不等”[21]。这是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银价最低点，钱价最高点。
    (四)乾隆后期，天地会活动比较活跃，清廷视其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地会众被逼无奈，只好起兵反抗。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天地会众庄大田在凤山起义响应。清廷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时，清军在台湾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钱价增昂”。1787年12月7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说：“台湾自用兵以来，车运军装夫脚并给发义勇口粮，在在需用钱文，以致钱价增昂，即内地亦有日增之势，恐将来逐渐增昂，于民用官需均有窒碍，不可不急筹调剂。“[4](卷一千二百九十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壬戌条)为此，他请求朝廷敕令浙江、江苏两省各借拨制钱十万串，尽快解送福建，以济要需。1788年春天，浙江解送的第二批制钱五万串尚未运到，闽浙总督李侍尧已奏报，“军务已经告竣，闽省钱价已平。”关于此次台湾战乱的钱价增昂幅度有多大，在奏报中没有提及确切的数目。
    (五)乾嘉之际，在华北市场上，白银一两通常可以兑换制钱一千三四百文，清廷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将银钱比价维持在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的水平上，然而很难奏效。1796年(嘉庆元年)春天，白莲教起义烈火迅速蔓延，清廷闻讯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前往镇压。这场战争历时九年之久，战争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204个州县，清军副将以下将弁被击毙400余名，提镇等武职大员20余名被杀。战乱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创，长江上游地区满目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银价一步步下跌。到1799年，西安府，“库平每纹银一两换钱自一千五十文至一千一百二十文”[22]；受此影响，京师的银价也大幅度下跌。“近来市价较昂，四月以前每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九百二三十文不等，现在时价库纹一两易钱八百九十余文至九百一二十文不等。”[23]
    战争时期，清廷从16个省征调了大批军队，耗费军饷2亿两，相当于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5000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又超过了前代。乾隆时期，国库存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持续稳定。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8000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8000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6000余万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7000余万两；四十六年八月，库银有7000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7000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7000余万两；六十年，7000余万两。与此同时，“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正是由于乾隆时期国库、藩库贮藏的白银数量巨大，使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可以通过军饷的支出，向社会大规模投放白银。
    短短几年间，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市场上突然增加了2亿两白银，必然对各种物价造成影响，对于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造成相应影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动荡时期，在商品市场受到扰乱的地方，货币运动与和平时期不同，制钱的价格将有所增昂。有许多例证，可以互相佐证。
    (六)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带领叛匪，进犯阿图什，煽动当地群众叛乱。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派遣军队进击，驱逐叛军。张格尔勾结浩罕，请兵一万余人攻打喀什噶尔，城破，庆祥自杀，南疆告急。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四川五省3万清军前往平叛。1827年，彻底击垮叛军，捕获张格尔，收复南疆等失地。此次战争，历时两年，战乱波及地区，经济破败，市场混乱。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奏报说：“回疆自去年军兴以来，银价渐贱，钱价渐贵，兵丁所关，银两换钱无多，当差日形拮据。且街市普钱缺乏，商贾亦苦于不能流通。”[24]
    (七)1832年11月3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天地会会众张丙、黄城、陈办、陈连等人在台湾再次发动起义，分别逼近嘉义、彰化等处。清廷一面下令驻台军队全力镇压，一面派遣瑚松额率领厦门清军迅速渡台督剿，同时还调集河南和陕西清军，开赴台湾。最后，张丙等人被擒杀，天地会起义再次失败。此次战乱持续三月之久，导致嘉义、彰化等地经济遭受重创。[25](卷二百二十八，道光十二年二月辛未条)据参与镇压天地会起义的周凯记载，1833年，“六月，奉程制军(程祖洛)调署台湾道事。七月七日，任事。十月二十日卸事。在任百余日，搜获余匪，斩枭凌迟者八十余人，中间小乱三，俱即扑灭。十月初，钱价一日顿长三倍，四远居民，纷纷搬移入城，谣言蜂起，不知所自”[26]。在战乱高峰期，“钱价一日顿长三倍。”这种极为反常的金融现象，显然不能用制钱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来解释。
    (八)1840-1842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存在的。1839年，远离战场的直隶银钱比价已经达到1679文，战争打响后，该地银钱比价逐渐下跌，1840年，每两白银可以兑换制钱1644文；1841年，只能换到1547文；1842年，所换制钱不过1572文。[27](P36)京师的银钱比价发生的变化更大，“即以道光二十年论，都中银价每两换制钱一千三百文”[28]。浙江的银钱比价变化也很大，1841年，有人奏报说：“上年冬间，商贾用银较多，骤长至一千六百文。幸为日不久，旋即减落。本年二月以后，又渐长至一千五百七十文，迄今未见减贱。”[29]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在沿海沿江等局部地区进行，时间短暂，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有限。
    (九)太平军与捻军起义时期的银价暴跌。1854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价上涨到2500-2600文，或2700-2800文，有的省甚至高达3000文②[29]。这完全符合人们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的说法。然而这种情况从1855年突然发生变化，银价大幅度跌落，江浙地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银价下跌到1100文③，与该地区最高年度(1853年)的2600文相比，下降了1400-1500文；1854年湖南的银价是2600文，1856年湖南的银价下跌到1600文[30](卷八,P70)，短短两年时间就相差1000文；其他省区大抵如此。所以，全国银价在1858年以后10年间，大致都保持在1400文上下④，与1854年相差1000-1100文，银价下跌率约为38％-42％。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银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下跌，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十)中日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的钱价昂贵。1874年以后，欧美各国相继实行金本位制，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中国的金融领域受到世界银价下跌影响，银价一路缓缓下跌，到1894年，每两白银只能兑换一千三四百文。甲午战争爆发后，开始快速下跌，到1901年初华北与江南地区的每两银价只有一千数十文。例如，京城“元宝银一两合小制钱一千一百一十八文，俸禄银一两合小制钱一千零九十六文”[31]。因为这一时期的制钱重量只有五六分，两枚不及乾隆、嘉庆制钱一枚之重，一千余文的重量不及乾隆、嘉庆五百文的重量。“而物价一切腾贵，官民交困，于是为极。”“近年物贵钱荒，直省几同一辙”[32](下册,P851)。这种情况持续到1905年以后才得以缓解。
    纵观上述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战乱时期，在流通领域就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个道理，如同自然灾害时期发生“银贱钱贵”现象一样，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商品经济遭受重创，市场萧条，导致钱价相对增昂，银价相对跌落。不过，这种因突发事变引起的银钱比价变化往往是暂时的，通常是局部的，也是可以调剂的。
    后人关于战乱时期的银钱比价记录仍然是不完备的，而与荒歉时期的记录相比，相对好一些。上述事例显示，比较大的战乱事件都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是不经意的和不够详尽的。因此，我们认为，战乱时期流通领域必定发生“银贱钱贵”现象，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定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一定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