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原因
    在自然灾害肆虐时期，在政治动荡时期，清代货币流通领域为什么会发生银价暴跌钱价暴涨的现象?这是清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吗?当我们阅读欧洲经济学著作时，看到类似的现象也在英国出现了。
    英国商业家杰科布(Jacob，William 1762-1851年)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33]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34](P125～126)
    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安定和商品经济繁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属器皿和首饰。为了防备意外的事故给人们的突然打击，还要大量贮藏贵金属(金银首饰也是贮藏的美学形式)，这种作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中国和印度等地)中盛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时期，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将深深埋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换取救命的粮食和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是杰科布在英国观察到的事实。
    诚如上述，在灾荒和战乱年代的中国，贮藏的白银大量加入流通渠道。问题是在同一时期制钱的数量为什么不是同时增加，而是感到明显不足?清代中国实行的是银两与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二者的比价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为什么会反复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呢?这个答案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内部来寻找。
    在清代，制钱由于价值较低，已经失去了窖藏的职能，主要在零售商品市场上扮演媒介角色。在战乱与灾害发生时，社会对制钱的需求不但不会因战争与自然灾害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制钱的流通次数突然减少，便会显得不足。社会对它的需求随着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自然灾害的程度而增长。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车轮，商品也是货币流通的车轮，由于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货币运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了二者的比率。
    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不但决定于投入流通的商品价格，而且还决定于货币周转的速度。货币的周转既不是由一个中心点出发，也不是由周围的一切点复归于一个中心点。而是从无限众多的点上出发，又复归于无限众多的点上。流通手段的速度因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代替流通媒介的数量。同一数量的货币不论速度如何，只能陆续地完成一系列的支付。因此，流通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数量始终处在流通之中，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很难计算，也很难把握。这只能根据商人们交换商品时的感觉。
    凡是饥荒时期，凡是战乱年代，流通领域必定发生“银贱钱贵”，这是一种规律。几乎无一例外，非常值得重视。供求关系紧张对于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的影响有多大，这要看经济破坏的程度和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生活破坏程度越深，钱价上涨幅度越大；经济萧条范围越大，时间越长，银价下跌幅度越大。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发生在局部地区，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是大范围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大范围的，甚至是全国性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是暂时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是持久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持久的⑤。战争与自然灾害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在战乱初期，在政治动荡的初期，银钱比价的变化，可能不直接表现为“银贱钱贵”，反而是反常的“银贵钱贱”，银价大幅度提高，这主要是在金融机构大量挤兑银两造成的。后来才是银价持续下跌，钱价大幅度上涨。哲学家提醒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小心翼翼，既要关注问题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又要注意其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重点观察咸丰同治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化情况。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安庆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恐慌，导致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史陈庆镛上奏指出：“窃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间，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至于油米杂铺，价值也一时昂贵，旦夕顿异，万姓骇然。”[32](上册,P342)同日，礼部尚书奕湘、左副都御史文瑞等人也纷纷上奏，说十余日来，钱铺不断关闭，在3月24日这一天关闭的钱铺有二百余家，主要原因是银票和银子的持有者“昼夜填街塞巷”，兑换制钱，支取银钱，钱铺措办不及遂致关闭。因而出现了“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的慌乱局面。政治不安定引起金融恐慌，在十几天内银价顿落一千一二百文，这就是战争的威力。
    1853年，太平军连续攻克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武汉、安庆、南京，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是威力强大的震源，极大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治最敏感的北京城的金融恐慌随之发生，银价大幅度跌落。但由于这一年，清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费，不顾一切后果地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使暂时中落的银价又迅速回升。1854年，全国“银贵钱贱”达到极点。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全国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所产生的政治震荡波及全国各地，清王朝统治大厦忽喇喇作响，这必然导致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出现。江浙地区银钱市价之比，历来在2 000文以上，在1857—1858年突然大幅度跌落至1 100文，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所感受到的政治震波最为强烈所致。
    咸丰同治时期，全国性的银价大跌落，只能用农民与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殊死搏斗引起的政治大动荡来理解⑥。由于政治的动荡，究竟有多少贵金属(这里主要指的是白银)，突然加入流通之渠，很难估计，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推想的。为了筹集军费，清政府卖官鬻爵，强制在各地推行“捐输”，遍及各个角落，这个数额不能低估；各地官绅为举办团练，保护他们的产业，召募乡勇肯定会从深埋的银窖中拿出数额巨大的银两来；还有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将平时珍藏的金银首饰和器皿变成货币来使用。大量的银器和银两突然加入流通，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相应变化。这是咸丰同治时期银价下落的直接原因。
    咸丰同治时期的银价下落，除了上述政治动荡直接引起的银钱兑换风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比率变化外，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深刻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社会对贵金属需求的增强，在货币流通领域中会产生贵金属排挤不太贵重金属的现象。当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会相对减低。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太平天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情况。
    战时，商品经济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就时间上讲，双方激战与厘金制的推行，造成的商业萧条直到1871年左右一些省区尚未复苏；从商品经济遭受破坏的区域看，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向来商业繁荣的江浙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边远省区(例如贵州、甘肃、福建等地)也未能幸免；就程度而论，全国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大都陷于停滞状态，满目萧条，百货雍滞，商路梗阻，货乏行销之地，持银入市无物可买，“四民失其恒业”。历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是以大宗货载到(浒墅)关，甚属寥寥”[35]。浙江也是这样，“大宗商贩裹足不前，即土产湖丝，亦因各路绸缎滞销，机多歇业，运到杭关者，甚属寥寥”[36]。战乱之后的甘肃，所在糜烂，“以致行商绝迹……野无夫宿之所，货乏行销之地，商视甘肃已为畏途。……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既残破，富者挈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37]。四川也是这样，“自粤匪倡乱以后，四处蔓延，江、浙、闽、广各商率皆闻风裹足。……大江南北道路阻隔，货船几至绝迹”[38]。其他省区的商业破坏同样是十分严重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