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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光辉灿烂的一生，就象滚滚东流的黄河，时而在宽阔平坦中度过，时而在急流险滩中拚搏；时而高歌猛进，时而迂回曲折。德国埃文维图·魏克德在《1976-1980年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中说，邓小平“的经历象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具有神秘色彩。他们所说的“传奇”和“神秘”，最主要的是指邓小平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其实只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给以全面科学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落”和“起”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一生中的落和起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求实精神而遭到的错误处理。一方面当错误意见占上风时，他坚持求实精神、正确意见，且不作半点让步，而遭错误处理，被落下来；另一方面，当错误意见被人们普遍认同后，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在和错误的对比中显得很突出，就又神奇般成为他起的根基。因此，落和起之间的神奇性完全根源于邓小平坚持求实精神的正确性这一最根本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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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发生于1933年，他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受到最严重的警告处分，被派到边远的安东县属的南村区当巡视员。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是他拥护、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
    邓小平的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他于1920-1926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1926年又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攻读马列主义。1927年春回国后，被派往冯玉祥部从事革命活动，后到中共中央工作，年23岁时任中央秘书长。1929年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苏维埃政权。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坚持求实精神，和执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促使第七军于1931年7月到达井岗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年8月，邓小平调赴中央苏区后，一到江西瑞金，就深入群众，倾听呼声，了解情况。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正值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中，邓小平以果断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纠正和抵制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迅速制止了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并以很大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建立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使瑞金全县局面迅速改观，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7月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大力组织经济建设，组织群众搞好农业生产，恢复手工业，兴办小型兵工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干部群众的爱戴。可是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不但将执行正确主张的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还对抵制“左”倾错误领导、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加以排挤、打击。先是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所谓罗明路线。后又将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给以撤职处分和批判。邓小平被撤职，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派到边远的安县南村区任巡视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一次“落”。
    这次“落”后，邓小平在组织上服从决定，但仍在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主编《红军报》。而王明错误路线在实践中的恶果，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撤离中央苏区时实行逃跑主义，暴露无遗。因而在长征途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部分中央领导，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和执行毛泽东主张的同志的正确，要求撤换错误领导，恢复执行正确主张同志的职务。因而1934年11月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后，邓小平又重任中央秘书长，帮助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
    很显然，这次“落”和“起”，是以党中央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相应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