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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发生于196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10月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劳动改造了三年多。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抵制林彪等人刮起的将毛泽东个人神圣化、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拥护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力图缩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范围和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从我国实际出发，全方位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八大文献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决策。但是，“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此后党的指导思想上便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的主流是属于第一种。可是，从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起，在林彪等人的迎合和推动下，“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逐渐占居主导地位。1959年9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更是采用贬低马列的手法，别有用心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1960年又说：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那些最好的，背上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康生也荒谬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升温加热。
    面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坚定地站在实事求是的正确立场，给以科学的清醒的分析。比如，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60年上半年他在山东、天津、北京视察期间多次指出：要正确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他说：“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象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②在党的主要任务问题上，他认为：“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③关于当时中央领导层争论激烈的怎样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他认为：“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还说：“生产关系案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在执政党的建设、工业管理等方面他也发表了好些正确的主张，作了好些与“左”的指导思想不相符合的独特思考。可是，这些正确意见，成了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生中第二次“落”的根源。
    1971年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对其中有些问题也有所反思，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机智地工作，使工作局面有了转机。加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毕竟有过很长一段共同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才华和人品也是深知的。1957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就说过这样一段话：“看见那边那个小平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转引自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第302页）因而1972年邓小平于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信后，8月1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于是，1973年3月7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当年8月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政治论断。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后，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就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二次“起”。
    很显然，这次“起”主要也是因为邓小平长期坚持求实精神，有着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忠心耿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