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壬午军变”后中国在朝地位的上升及对日影响
    “壬午军变”爆发后，尽管清政府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问题，却与日本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双方直接冲突的态度，从而避免了中日之间的兵戎相见，而日本政府追求外交利益最大化的方针亦得以实现。日朝双方于1882年8月30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及其后的“续约”，与井上馨授予花房义质的训令相比较，除捉拿“凶徒”的时限及赔款的具体数额有所改变之外，日本基本上实现了预想的交涉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在处理“壬午兵变”中毫不吝于动用武力的表现，及其后对于中朝关系顺应时代发展作出了相应调整，显示了在对朝问题上的“自信”。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极大地撼动了日本自《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以来苦心经营的局面。“壬午军变”之后，清政府继续其调整对朝关系的脚步，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其所申明的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是给予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将朝鲜“独立之国”的虚像作实这一企图最大的打击。时任驻朝弁理公使的竹添进一郎（28）在给井上馨的“机密信”中谈到该章程，称“此章程实为清国政府制定，朝鲜国王并无谈判之权。其‘主属’名分不言自明”（29）。
    面对这一局面，日本开始寻找新的对朝策略方向。而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积极参与的咄咄之姿，使得日本对朝策略在某些层面上也与对清策略重合。在“济物浦条约”尚未签订之时，山县有朋即以参事院议长身份提出《关于扩张陆海军财政意见书》，指出“近邻之外患，必将乘我之弊，倘若坐待此等极端之局面到来，则我帝国复与何人共维持其独立，与何人共语之富强。是故，谋划陆海军之扩张实乃方今之急务，政府亦应于此处孜孜以求”（30）。曾参与起草《军人敕谕》的太政官大书记井上毅也于九月上《朝鲜政略意见》，指出“朝鲜之事实为将来东洋交际战略之一大问题，二三大国之间势必为此国开战……倘若支那果真永久实施此种干涉保护，则必有与我国不利之事哉”（31）。1883年6月5日，山县有朋又以参议的身份上《对清意见书》，指出“万一清法两国之间以和平之局终了，难保其不生兵锋转而向东之意”（32），提出加快铁甲舰建造、加紧海口炮台建筑，准备内海防御所需水雷等对清战备的意见。客观而言，虽然日本军方高层“未雨绸缪”，对于日中开战已有设想并开始着手准备，但就此时两国战力的对比而言，日本并无必胜把握，从上述山县有朋提出的对清战备意见大多止于近海防御即可见端倪。而在《对清意见书》的开篇，山县有朋夸张地强调“清国长毛之乱以来，陆海军制逐渐模仿西洋而为之一变，雇佣西洋教习，采购洋舰二百余艘。今日其委托‘日耳曼’制造之铁甲舰乃无比坚牢之物，倘若加以壮勇士官熟加操练，则必可倚之争雄宇内”（33）。而清政府作战能力的加强，也正是山县有朋在《对清意见书》中要求“外交策略应取平和稳妥之方针”（34）的原因之一。
    清政府军力的加强与“壬午军变”后中朝之间以条约形式明确的新“宗藩”关系，是日本考虑对朝外交策略时无法忽视的背景因素。日本军方对日清开战并无必胜把握的事实，也使得日本在制定“壬午军变”后的对朝外交策略时，一改之前围绕《日朝修好条规》的实现与展开之际的强硬态度，转而开始在“消极”和“积极”两种路线上考量取舍。对于这两种外交路线，井上馨的解释是，积极一策“对于该国政府，内则养成实力为我之隐秘辅助；外则以各国确认其独立自主为要”，“消极”一策则是“若无法钳制清政府之干涉，则姑且任其其所为以保持日清两国及东洋之和平”（35）。其时，正在欧洲的伊藤博文对“积极”之策表示赞同，井上馨则因熟知朝鲜政府内部现状及中朝关系而“不得不暂取前述之消极政策以为保持东洋和平之大局以为万全之策”（36）。而右大臣岩仓具视则据此向三条实美太政大臣上对朝政策“三策”，提出“一：与条约各国协议，达成朝鲜乃独立之共识；二：就朝鲜‘属与不属’与清国直接谈判；三：应允朝鲜国之依赖”（37）。廷议则取岩仓具视的“第一策”作为此时的对朝政策。这实际上是“积极”、“消极”两策中“积极”策的消极方面，即避免日中之间矛盾在朝鲜政府内部形成对立而招致清政府可能的积极反应，导致日中之间正面或非正面的冲突，转而寻求各国联合，以期在朝鲜地位问题上形成多数而强力的共同认识，以此作为朝鲜“独立之国”这一虚像实化的前提。这种复杂而又曲折的策略简而言之，就是“既要同清政府保持妥协，又企图实现朝鲜独立”（38）。在确定对朝策略方针之后，井上馨将此意见报知在欧洲的伊藤博文，称“美国政府已有与我意向协同之可能，亦有以（朝鲜为）独立国之地位批准与其签约之倾向。使各国与朝鲜直接缔约为手段，徐图其独立之地位，其确有可为，亦可预见”（39）。而在实际上，除美国政府“援日本例，委派了一个与北京和东京使馆完全无关的全权公使驻在朝鲜”（40），以与日本对朝政策遥相呼应之外，其余各西方国家均在朝鲜独立问题上采取观望的态度。
    日本的对朝外交策略在“壬午军变”之前“故意”无视清政府的存在，只以《日朝修好条规》为基点，努力将“朝鲜独立”的虚像实化的尝试已是困难重重，许多外交问题在立场上就难以自圆其说。而现在还必须在实现朝鲜独立的同时，实现与清政府的“妥协”，而若想与清政府妥协，又必须承认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新“宗藩”关系。这一策略本身的矛盾，使得日本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日本政府内部对于这一策略也无法达成一致。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也使得日本的这一策略更加难以保持。
    早在“中法战争”之前，井上馨外务卿就已经收到1883年5月抵任的驻清政府公使榎本武扬的报告，称法国驻清公使宝海（F.A.Bourée）曾向其试探日法结盟的可能（41）。“顺化条约”签订之后，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提议趁中法关系恶化的机会，解决中日间琉球问题，井上馨又于8月29日训令“为使东洋之和平得保，务必解除清政府于我之嫌疑，而启衅之机未至”（42）。与井上馨避免日中冲突的想法不同，一直对清政府强硬的伊藤博文则认为中法开战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契机。其一方面令在汉城亲信与朝鲜的亲日派金玉均、朴孝泳等人接洽，一方面授意正在日本国内休假的竹添进一郎返回汉城监视事态发展。在得知金玉均等人试图发动政变之后，竹添进一郎拟定了一为“直接介入独立党的暴动”，二为“和则静观其变”的甲乙两策。消息传回国内，日本政府出于避免清政府因朝鲜发生政变而陷入南北同时作战的境地，进而可能将台湾割让给法国的考虑出发，认为竹添进一郎的甲乙两策“甲案之趣旨未见稳妥，乙案可行”（43）。但是，由于日朝之间通信时间的问题，日本外务省的指令未到之时，“甲申政变”已经爆发。竹添进一郎等人的介入，直接导致了驻在朝鲜的清军与日军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