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抛荒。这是屯田失额的重要部分，在“九边”地区甚至是主要部分。土地之抛荒是由于屯卒离土，弃地不耕。屯卒之所以离土，大约不出于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厌耕，二是想耕而无法耕。人们充军服役，被迫远离家乡，物质上严重缺乏，精神上十分痛苦。而一旦拨地下屯，开辟艰难，近便地又多被头目占种，旗军的分地往往分散窵远，不便耕作，加上水土不服，故而或死或窜，使田土大片荒芜[⑥]。收获物全部收归官有，使屯军与被抑配的土地处于对立状态，造成屯丁对官地的冷漠与厌弃。这是屯田始终缺少生机以至抛荒不耕的重要因素。
    为了举家生存，屯军终竟不得不早暮辛勤，以博升斗之入。然而，人们想负重耕耘却又难于安身。
    首先，政府言而无信，常常征调他们去应操，作战。每当边防吃紧，腹里动乱，政府就发现，原先划定的屯操比例并不实际，战斗部队即使全员也显然配备过少。最方便的补救办法，莫过于将屯作操，使他们弃耒耜而荷戈矛。像正统末年福建邓茂七起义，便将福建屯军几乎全部调往前线，使屯地大部荒芜[⑦]。而这等规模的腹里战乱何只千百起。边方的情况自有过之而无不及。叶向高在《屯政考》中说：“祖宗时不许他役妨其农务。其后边事渐兴，多抽屯军补伍，于是屯种之人失其本业，而田遂就荒。”[⑧]辽东“自成化以后，尽将屯军改为操军”[⑨]。嘉靖初年，大学士杨一清说：“正军充伍，余丁拨屯，例也。”[⑩]可见至迟在弘治、正德年间，“九边”地区的屯田正军已被普遍征调。正军离开土地之后，“有有军无余（丁）者，有有军余而无力不能耕者”[(11)]，所遗下田土，肥沃者被人侵吞，贫瘦者大凡荒弃。
    其次，屯军不胜盘剥，不得已而逃亡。第一位的盘剥就是科税太重。莫说对半租，就以6石余粮说，其租率大略为：
    分地数（亩）粮（石） 租率（斗）
    12 65.0
    20 63.0
    30 62.0
    50 61.2
    10060.6
    这个租率，比苏松官田低，但比一般官田亩税5升3合5勺要高得多。它甚至远远超出重租官田8升5合5勺和没官田1.2斗的征敛标准[(12)]。这既是不合理的，也是屯军不堪负担的。这种按“分”征纳的办法，不区分地亩多少、土质条件，给那些土地少而瘠的屯军增加了更为沉重的压力。
    我们还可以就这个租率与当时的生产水平作一简要对比。如黄淮以北，在隋唐以后耕作条件显著恶化。成、弘年间的彭韶说：明代“北畿土地必数亩之地仅得一亩之入”[(13)]，顺天、保定府屯田因“低下沙碱”，只能“十亩折一”[(14)]。“山东各卫屯田瘠薄，而登、莱沿海一带尤甚”[(15)]。北方沿边沙瘠之区更多。甘肃往往是“种一歇二方能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16)]。固原镇分地总收获“多不过十石”[(17)]。大同卫分，风调雨顺年景“仅得十之三四”，稍遇灾伤，“计其所收不能偿种”[(18)]。这里的屯田分地多在50亩，即亩科1.2斗，大约缴足6石余粮便所剩无几。像大同、固原那里，稍遇年景不调，只怕扫数以供上纳犹或不足。长江以南也好不了多少。湖广地区有明一代多是地旷人稀耕作粗放的地方，就以明中叶以后粮食外销的长沙说，“每田一亩，即遇丰年，亦仅可收谷七斗”[(19)]。此处屯田分地多在30亩，年年丰收，也只能获稻谷21石，纳租米6石，合谷9石，所余不过12石稻谷，8石米，敷衍生计已属艰难，倘是天公稍不作美，待不知更如何作处？苏松地区情况会好一些，据正德年间华亭县耆民讲：正常年景，西乡上田岁收米3石，东乡中田岁收米1.5石[(20)]。这些耆民即地主富户所能达到的收获量怕是一般屯旗难望其项背。而且在土地占有紧张的这些地区，一般怕也多半派拨得下田旱地，则12亩分地也就是十五六石的收获量。即便全为中田产量，除去6石余粮，所剩也不过10石上下。苏松数府的土质、耕作技术和条件以及平均生活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算来也不过尔尔，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况且6石征额是官仓实收之数，屯军实在缴纳之数要多得多。据嘉靖户部尚书潘潢说：屯军纳粮于府州治所屯仓，加上运输费和各项陋规，需一石五六斗方致一石[(21)]，等于增额50%。各级管屯官的敲榨勒索，进一步加重了屯军的负担：“递年春种之时，指以查点青苗等项，科敛打发；秋成之际，指以比较子粒等因，索要使用”[(22)]。“如地亩银，每亩银一钱，有收至二三钱者，屯粮每斗先取样粮一升，仍要尖斛加耗，甚或官旗揽纳，加信征收。复以违限问罪为名，指称名色，酷意诛求”[(23)]。为了保证屯粮如数缴纳，还有一种子粒包赔制度，不管是土地压沙、坍没，屯军逃亡，所遗欠子粒都要现在屯军包赔。这正所谓“催科之严，包赔之苦，其势必尽驱之流移而后已”[(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