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村遗址的石制品发现的数量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指出无论打制石片还是加工石器可能都采用了软锤技术（16）。软锤技术在北京人1～3层的石器文化中就可能已经开始使用（17），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技术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在峙峪、小南海等遗址文化遗物中都发现有这种技术的运用（18）。
    孟家泉文化遗址文化遗物包括有大批的石制品和一些骨制品。其中石制品数以万计，大量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锥体现出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的特征，而细石器的成份在文化组合中占有一定比例，有典型细石器文化中的拇指状刮削器，下川细石器文化中的琢背小刀，以及采用压制技术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锛状器等。以上特征说明孟家泉文化继承了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并由此转向细石器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在这一文化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9）。值得提到的是，孟家泉人已经开始使用磨光技术，压制法修理的锛状器腹面磨光，这种器物形制上有些象富河文化的宽刃斧（20），所不同的是，前者一面修理成凸起状，另一面磨光呈平坦状，而后者两面皆修理成凸起状。孟家泉文化与峙峪文化相比要进步得多，而与虎头梁文化相比，表现出细石核不够定型，细石器中采用压制技术者较少。根据遗址所在层位相当于附近河流的二级阶地，以及与文化遗物共生的原始牛、野马、葛氏斑鹿等动物群的分析，孟家泉文化遗址的时代可能距今1万多年前。
    东灰山遗址发现于燕山南麓一条主要河流滦河的第二级阶地上部灰白色砂层中。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从石制品上可以观察到剥片采用的是锤击技术，加工石器以锤击法为主，兼有压制法，细石核、石叶和细小石器是这一遗址文化集合体的主要内涵（21）。细石核多为船底形石核，石叶短小，与两侧平行的典型细石叶相比，不甚规则，它们应是采用直接打击技术所产生。细小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文化面貌无疑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与孟家泉文化基本上相似，二者时代大致相当。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河北省徐水县和满城县有了新的突破。南庄头是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村乡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之初的文化遗址，据报道其时代为距今1万年左右，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片、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并发现少量烧制火候很低、极易破碎的夹砂陶片，动物遗骸有大量的兽骨、禽骨和螺蚌壳，以及植物的茎叶和种子等。根据这些遗物推测，当时人们的经济形式仍以狩猎、采集为主，猪和狗可能已被驯养，农业也可能有了萌芽（22）。
    满城古人类遗址发现在河北省满城县的曹仙洞。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斧和石镰，以及经磨制的骨针和圆滑的骨珠等，但是没有发现陶器。根据遗址中存在的生产工具石镰来看，它远远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是末期的直刃或凹刃刮削器，也不同于便于采集用的琢背小刀，它很可能是农业的收割工具。根据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研究分析，遗址的时代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之初，年代距今约1万年前（23）。
    近年，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文化层下部揭露出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被称之为“镇江营一期类型”。该类型文化遗存除发现一些素面陶器外，并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加工而成，石器刃部稍加磨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铅笔头状石核、楔状石核和小石叶等细石器文化成份（24）。这一文化类型的发现为研究华北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增添了重要资料。
    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远古人类的文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当时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灭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灭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5）。
    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时，狩猎经济空前高涨。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峙峪人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石镞这种箭头工具。下川文化中的石镞不仅数量渐多，而且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很大进步，皆采用压制法修理成器，并包括有圆底和尖底两类。虎头梁文化中的尖状器有些可以归入石镞工具中，特别是底端凹形尖状器很象是带有两翼的箭头。恩格斯指出：“弓矢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6）弓箭的出现无疑成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显著标志之一。根据普遍出现的箭头工具推断，过渡时期我国华北地区人类的经济活动仍以狩猎为主。
    过渡时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复合工具的广泛运用。华北旧石器晚期许多细小石器似乎安在木质或骨质的柄或杆上才能有效地使用。到了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阶段，那些小拇指状刮削器、小雕刻器、箭头和细石叶等制品，显然就是作为镶嵌工具用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长46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柄、长33.5厘米两侧嵌有石叶的骨匕首（27），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号遗址长约15厘米嵌有石叶的骨镖，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长24.1厘米具有一道凹槽的骨刀柄（28）和青海西宁朱家塞遗址长25.4厘米嵌有石叶的骨刀（29），虽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然而从它们的制作水平来看，足以显示镶嵌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镶嵌工具中的骨刀以及下川和孟家泉等文化遗址中的琢背小刀等工具，除其他用途外，更多地可能用于野生植物的采集。这一时期的采集经济仍具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30），它反映出当时人类的捕鱼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到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华北地区气温转暖，冰川消融，水域扩大，因而渔猎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兴盛。山顶洞虽未曾发现类似小孤山的骨鱼叉，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31）可以判断当时人们对这种鱼相当的了解，因而推断山顶洞人可能从事频繁的捕鱼活动。
    过渡时期人类仍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依山傍水而居。这一时期的人们与动植物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们猎取动物虽然是为了获取肉食解决食物来源，然而对那些猎获过剩的较温顺动物，如羊、牛、猪等，以及可以成为人类狩猎助手的狗，会将它们驯养起来，于是促成了对它们的驯化和饲养。人们采集植物种子是获取食物的又一经济方式。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人们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一旦气候变化，自然生长的植物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就开始有意地将以往采集的植物作为种子，将它们播种到地里，按照它们的生长规律进行管理，成熟后进行收割，年复一年，人们又促进了植物的进化和发展。徐水南庄头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和狗骨遗骸很可能是被人们驯养的家畜。满城曹仙洞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惯用的石镰，可能是收割栽培植物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群的扩大，人们由游荡性的摄取型经济，向固定性的生产型经济转化。
    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32）。事实上，山前地带洪积扇地貌发育，在洪积扇边缘与平原过渡地带地势平坦，地下水出露，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过渡时期人类无论是从事渔猎，还是采集、栽培植物，都是十分理想的场所。华北地区河北的虎头梁遗址和玉田县孟家泉遗址就是分布在这样的地貌单元上。我国北方谷类小米就适合于山坡地带生长。这种作物生长期短，耐干旱，就是贫瘠一些的山麓坡地也可以种植。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表明，我国华北地区是谷类作物的发祥地。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相当多的一些窖穴内发现有遗留的粟，有的窖穴内堆积得还相当厚（33）。据此可以推测粟的种植应出现的更早。在全新世之初的第一个高温期时，约1万年左右这种作物的栽培可能就趋于成熟。
    根据以上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华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们经历了数千年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等经济活动，在这基础上发生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