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学界，存在着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说法，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主要是为了通过削弱内阁以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以强化专制皇权；而军机处的设立也使“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阶段。”有人甚至说因“清世宗找到了军机处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使高度的君主专制能在清朝长期维持。”本文拟根据有关材料，以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并试图对与军机处和专制皇权密切相关的奏折制的起源问题作一简要分析。至于妥当与否，尚祈方家指教。
    一、雍正设立军机处主要是为了完善或方便皇帝独裁，而不是加强独裁权威
    要清楚论述这一问题，有必要将军机处的设立置于康雍以来清朝政治与军事形势中去考察。
    首先，军机处在清代政治中的出现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它并不是雍正为强化皇权而采取的一项精心的政治举措，而是纯粹为了处理西北军务。赵翼云：“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值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王昶也说：“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1〕对上述记叙，史学界基本上没有异议。 不管军机处以后职能如何，但有一点是可据此确定的，那就是它的出现和雍正朝政治斗争，尤其是皇权之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庄吉发先生说：“世宗设立军需房的原因是为了用兵西北而密办军需，并非为了贯彻中央集权，削减议政王大臣的职权。就雍正年间而言，军机处的设立，与独裁政治的背景及发展，不宜过分强调。”笔者对这一观点深为赞同〔2〕。
    其次，就雍正七、八年清朝政治形势而言，雍正也没有必要通过设立军机处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原因很简单，这个时期，雍正的统治已经非常巩固，已不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强化皇权。
    对雍正来说，他最需要扩充皇权的时候，绝不是雍正七年或八年，而是雍正五年以前。当时，基于对雍正帝位合法性的怀疑，宗室、臣民对其统治一度采取不合作甚至反抗的态度，像允祀等人，抱必死之志，在政务中处处与雍正为难，“内廷之人，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家贫者阴与货财，好名者美言称奖，遍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成伊大志”〔3〕，而内外大小臣工同情甚至加入允祀集团者甚多， “在朝内外臣工入伊党者颇有其人”。二年十一月，雍正说：允祀“其从前罪过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件，朕俱曲为宽宥，不过切为训戒，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职一级，罚俸一月，乃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祀）所愚，乃以朕为苛刻，为伊报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观众人神色，未尝以廉亲王为非，惟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大学士王顼龄、侍郎沈近思在朕前陈奏。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甚多，乃甘心忍受，并不归怨廉亲王，而廉亲王恬然自安，全不知愧，又不念及国法，此党援之终不能解也。”〔4〕雍正统治一度因此陷于困境，他说：“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位，尤为难之难者”，“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也，还要叫朕怎么样？”〔5〕正是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雍正不得不采取严猛统治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到雍正七、八年时，清廷政治形势已与初年完全不同，是时主要的、或潜在的政治对手如允祀、年羹尧、隆科多等均被消灭，在皇权强化过程中，大小臣工日日耳闻“公诚”之训谕，眼见“悖逆”之败亡，身感“天威”之可惧，早已人人自危，从心理上屈服于雍正之权威，纷纷表示臣“止知有皇上之恩遇，皇上之封疆，此外非所知也”，“（臣）所瞻依依赖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6〕在皇权取得对臣僚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后，雍正的统治开始出现宽缓迹象。五年，雍正面谕诸臣：“严者，细密之谓，苛刻不可以为严也”，明确指出，凡事从刻，“此与朕用中之心大相悖谬”〔7〕。六年，又指示臣下， “凡事不可深刻，详情酌理为之，过犹不及四字常存意中，欲速则不达，一切事徐徐次第为之”〔8〕。八年初，又降旨称自己“以前察吏严肃， 不肯稍假姑容”，“无非察吏安民，惩贪劝善之意，并非苛刻以待臣工”，特以京师雨泽衍期，“将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一应革职降级留任及罚俸停升之案，悉行宽免”，是年，还以“吏治渐以肃清”，特旨将从前亏空未清之案“查明释放。”〔9〕显然， 在统治已经非常巩固，政策措施正在由严猛趋于宽缓的情况下，突然利用军机处强化皇权是违背常理的。
    就君臣权力分配体制而言，在军机处设立以前，专制皇权早已臻于登峰造极，最能保障皇帝独裁权威的许多制度、措施如奏折制、秘密建储、严禁朋党、选用亲信参与决策等均已相继推行，清初，最能与皇权抗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康熙三十六年康亲王杰书去世以后，一度变成了议政大臣会议，此后在清朝政治中不再发挥任何重大作用，君臣之间，早已“位势悬殊”。对清廷权力格局，迟到的军机处已经不能提出任何新的重要的实质性内容。在皇权强化过程中，以下两个现象值得充分重视：
    一是奏折制的广泛推行。对奏折制之源起，笔者在本文“余论”中将作专门叙述，这里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清代，奏折制在皇权强化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机构或制度都要重要，它从信息控制的角度，使皇帝之决策摆脱了异己力量的制约，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它通过臣僚彼此间的相互稽察，分散其势力，防止臣僚结党与皇权抗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奏折制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同义语。尤其是雍正在继位初年，大幅度扩大奏折人范围，甚至一些知府、游击等微末官员也可密折言事，皇帝对臣僚的监督、控制因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小官僚不得不唯慎唯谨，处处恭顺小心。故清代，大凡对君主独裁心存异议者大多对奏折制横加挞伐，像乾隆初年，御史谢济世就上疏斥责雍正之治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明确提出“密奏不可有”，“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请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10〕即生动地反映了群臣对奏折制的畏惧和憎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