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作为加强皇权重要工具的奏折制源于关外奏议传统
    论及清代的军机处，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奏折制问题，因为协助皇帝处理奏折是其主要职能之一。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军机处使奏折制强化皇权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历史的实际是：军机处在清代能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奏折制的广泛推行，因为奏折制使皇帝独裁权力空前扩大，需其亲自处理的事务不断增加，以至不得不设专门助手以相协理。而就奏折制的源起，一般认为它系康熙之创举，即清圣祖“因鉴于传统的本章制度积习相沿，臣工进言，非壅则泄，下情不能上达，为欲周知施政得失、地方利弊及民情风俗等，于是命文武大员于露章题本之外，另准缮折具奏，直达御前，机密简便。”〔47〕但笔者认为，奏折制至晚在顺治年间即已初步形成，就其肇始，则可追溯到关外，为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之产物。
    根据有关材料，奏折制并非源于清朝对明代本章制度的因革损益，而是基于关外的奏议传统。天命和天聪年间，随着后金政权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加入，逐渐出现了以书面形式向汗（或皇帝）提出建议，报告情况的现象，这是清朝最早的奏议。入关前臣工奏议尽管在款式上略有仿效明朝奏本之嫌，但无论是文风、用辞和内容都大相径庭，而且都是直接送达皇帝，书房则是出纳章奏之所，故时人有将书房比作“南朝之通政司”者。〔48〕书房具有一定的保密制度，文书章奏有专人保管，旁人不得乱动〔49〕，天聪六年十一月，蓝旗总兵马光远更提出设立六科以为皇帝耳目，“凡有上传下奏事情”，“不许互相推诿，不许参差泄露”，对奏议的机密性提出新的要求。〔50〕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无论是文馆还是内三院，对臣工递交的奏议均无票拟之权。我们知道，票拟是内阁最主要的职能，因此，不能将关外内三院和以后的内阁等同起来。事实上，入关以前，相当部分的奏议是由入值文馆或内三院的所谓的书房秀才们撰写的，这是他们为皇帝出谋画策的一种方式，他们当然不可能自己票拟自己的奏议，何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文书以及顾问应对，而不是处理政务，当然，如皇帝有令，他们不仅会对一些奏议予以翻译、编辑和抄录，而且可能还会对部分奏议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奏议或口头的形式），不过，这和票拟毕竟不可相提并论。
    对清人来说，入关前臣工奏议直达皇帝，无需票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传统，它直接促成了后世奏折制的形成。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清朝政权由统治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转变为治理全国的中央政府，事务繁巨，在一批汉族官僚推动下，一度扩大内三院的权限，使其成为享有票拟之权的内阁，但言官本章却“是与不是必须封进听旨定夺”，阁臣无权过问〔51〕。不久，多尔衮发现明制不利于皇权的加强，遂以“陈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为由，规定部院疏章可以“径诣宫门陈奏”，参劾章奏，由都察院奏闻，“其有与名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52〕这实际上等于部分恢复了关外奏议不经票拟的传统。顺治十年，清廷对进本制度做出改革，规定“今后凡机密及参劾本章，俱著实封进奏，”〔53〕这就剥夺了内三院对重要本章的票拟权，直接促成了奏折制度的产生。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为进本一事又专门颁发上谕：
    “十三年谕：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其外省所送通政司题本及在京各官本章，仍照旧送通政司转送内院。”〔54〕
    这道上谕最值得重视的是：它将题本和奏折明确区别开来，并首次使用了“奏折”一词。然而部院本章、奏折直达皇帝，无疑大大加重了皇帝的劳动强度，使其不堪重负，故十七年五月，顺治对进本制度再作调整，规定“各衙门及科道各官本章俱著于每日午时进奏候朕披览，次日发下拟旨，以便详阅批发”，表面上似乎扩大了内阁对本章（不是奏折或密本）的票拟权，但实际因章奏皇帝已经看过，早已横意见于胸中，因此是时内阁票拟和晚明大不相同，不是阁臣根据自己的见解提出处理方案，而是揣摩旨意撰写上谕，不敢丝毫专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作用和以后的军机处有机似之处，（许多时候是皇帝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票拟”）连顺治也承认“尔等（大学士）职司票拟，一应章奏有成规者，尔等不过照例拟旨，凡有改正者，皆朕亲裁，未能俾尔等各出所见佐朕不逮”，“是皆朕不能委任大臣之咎，尔等俱未获尽展才猷。”〔55〕与此同时，顺治却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先看本章的范围，规定：“其通政司所封各项本章，向来先送内阁译进，今后著该衙门自行封进，朕览过后发译。”部分密本亦由通政司转奏，顺治令其“不拘时封进。”〔56〕由此可见，顺治时期清廷通过对进本制度的改革，皇权已经非常强化，这时的奏折制虽不如康雍之时完善（没有明确规定奏折及奏折人范围，也没有明确的保密制度），但奏折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已经形成，那就是：重要疏章不经内阁，直达皇帝，这显然是对关外奏议制的损益，它从决策程序的角度保证了皇帝对重大事务的独断地位（当然，一些奏折和本章在皇帝阅看以后交内阁、部院等有关部门处理则是清朝历代通行之惯例），与此同时，清廷又根据入关后统治全国的现实需要，将日常事务交内阁办理，以保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因此，就奏折制的起源和推行而言，开始于雍正朝的军机处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清代的军机处和内阁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力系统，二者在权力分配上不存在此消彼涨的对应关系，而是在维护皇帝独裁权威，完善独裁体制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政务分工，当然，新的分工体制反过来也微妙地改变着清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而奏折制源于关外政治传统的事实则告诉人们：清代专制皇权的强化并非仅仅是汉族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尤其不是军机处这样一个简单的办事班子所能办到的。应该看到，清朝政府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政治实体，如果这一政权本身不存在有利于皇权进一步加强的因素，单纯儒家学说也不可能造就出“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事实上，在入关前的满洲传统政治中早已存在着大量有助于强化皇权的内在因素，例如：满族重视主奴差别，严格尊卑贵贱，强调笃诚事上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都极易转化为忠君敬上的政治教义。热衷于强化皇权的雍正帝对此知之甚悉，故他反复强调“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远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57〕而对皇帝独裁至关重要的奏折制不过是基于关外政治传统的一种能动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