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贡”始于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是明史和明代蒙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宣府、大同、山西和延绥、固原、宁夏、甘肃长达数千里的长城线上，昔日血肉横飞的厮杀，为和平贸易所取代。蒙汉人民友好相处，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俺答封贡的实现，自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作为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内阁辅臣之一--张居正，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
    明自英宗以后，北方的蒙古诸部落不断进入长城杀掠。嘉靖中期，蒙古“俺答独盛”〔1〕，成为北方边塞的一大威胁。
    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蒙古内部客观存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上“人不耕织，地无他产”〔2〕。釜锅、绢帛等全依赖中原供给。据史料记载， 当时蒙古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俺答也说，“生齿日多”，由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4〕。而明军在冬春时节的烧荒等策略，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灾难。俺答虽强，但内部矛盾重重，东部的土蛮和西部的吉能都可能与之抗衡，为了控制各部，“永长北方”〔5〕，政治上就需要得到明朝的支持。俺答汗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到了与明朝和好通贡的利害，于是不断遣使求贡。
    俺答从嘉靖十七年起就多次遣使求贡。明朝一概予以拒绝。大同巡抚龙大有甚至斩杀俺答的使者以邀功。至于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熄则认为“夷狄无信”，根本不考虑俺答的请求。他对神仙方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事的关心，日事斋醮，幻想通过方术得长生。严嵩就以其精心撰写的青词和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世宗宠信，专擅朝政。由于皇帝昏溃，奸臣当道，明朝的长城防务废弛。当时就有人说：“我边关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信不利，军事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绥急何恃。”〔6〕边备的溃败，使得数十万边兵不堪一击，根本无法抵御每次拒贡以后俺答的报复行动。俺答横行塞上，如入无人之境。1550年甚至发生过几乎动摇明朝统治的庚戌之变。
    连年战争，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由于明军“捣巢”、焚毁牧场，给蒙古一些部落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而蒙古的入犯，也常常使自己蒙受损失。“如隆庆元年，老把都、土蛮纠犯蓟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时落岩而死；俺答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万数”〔7〕。 而明朝的损失则尤为严重，居住在长城沿线的广大汉族人民，多次遭受洗劫和抢虏，“三军暴骨，百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8〕。连年战争，明朝的军费也大得惊人。 有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年）“诸边费六百余万”〔9〕。 自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一年正月，“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例，新增二百四十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10〕，而当时户部每年收入只有二百万两，到隆庆初年，才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朝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因此，明蒙战争的结束，蒙汉关系的改善，已成为蒙汉双方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势在必行了。
    二
    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尽管当时他仅仅是群辅之一，作为明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立即将整饬北边防务提到日程上来。
    张居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赤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提出要“赫然奋发”，自强图治。他批驳了当时一般人所谓的明朝的兵力，给养不足，无得力将帅的论调，认为这些“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察隐占，随意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张居正认为，明朝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而首先应着手处理的当务之急，“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轻驭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11〕这段精辟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对边防问题的见解。
    在明朝的内阁中，首辅说了算。这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般辅臣，内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高拱。高拱也很重视边防，且很注重边吏的才干。他曾说：“二三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所宜需其才，然后可以济事。”〔12〕因边关多事，他请增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出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任职，“中外更番，边材自裕”〔13〕。张居正与高拱配合默契，认真执行高拱的方针，调遣优秀将领充实北边防务。与此同时，又分别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对西北主封贡，对东北主攻占，对介于东西之间为京师屏障的蓟镇则主固守；而在西北达成封贡之前，仍以攻占为主。史载：“居正用李成梁攻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14〕张居正着力保护他们，“事与之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15〕。隆庆四年，在他努力下，又调方逢时和王崇古为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这些人有见识，有才干，在明朝的边吏中并不多见。此后，明北边的防务开始转弱为强，长城防务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