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运动在民间更为活跃。伴随着冷战的进行，中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受到了东西方的强烈影响，实际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东现代化过程在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完成条件下的继续。作为应对现代化压力的回应，中东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无论是阿拉伯地区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保守国家的西方式的发展模式，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此催生了基于传统文化的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的目标直指本国政权（包括以伊斯兰为旗号的沙特政府）和支持它们的外国势力，既包括苏联也包括美国。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使其面临伊斯兰世界的强烈谴责，国际伊斯兰势力以阿富汗为基地展开了反苏的“圣战”。美国极力推动圣战的发展，为此得到了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大力帮助。
    为了让阿富汗成为苏联的越南，美国不但向圣战者提供大量金钱、情报和武器，而且在巴基斯坦的协助下，不遗余力地从全世界吸引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大批穆斯林参与阿富汗的圣战。在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开设学校对他们进行培训，传授的既有极端的伊斯兰思想，也有基本的军事、爆破和恐怖袭击技能。参与培训的不但有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公民，而且有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公民。据统计，1982－1992年，来自世界43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据美国国务院称，在巴基斯坦等国受过训练的外国穆斯林至少有1万人。另据巴基斯坦著名记者艾哈迈德·拉希德说，与圣战者共同作战的外国穆斯林达3.5万人，其中阿拉伯人为2.5万。(15) 在这些阿拉伯人中就有沙特富翁本·拉登。而这些“阿富汗老兵”在返回本国后，对于推动相关国家的伊斯兰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6年，美国中情局制订了针对苏联的三项措施，其中两项分别是将阿富汗的游击战推进到苏联中亚地区和从全世界招募激进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圣战者共同作战。这使阿富汗的圣战更加具有反对异教徒国家的强烈色彩。由于苏联威胁要报复，圣战者停止了对中亚的袭击尝试。
    美国为它的短视付出了代价。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本·拉登在阿富汗正式建立了“基地”组织，它标志着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将斗争目标从苏联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曾经支持过阿富汗圣战者的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结束10年之后，纽约双子塔的倒塌标志着短暂的“后冷战”时代的终结，阿富汗成为美国的第二个越南。
    总之，尽管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核武器、第一流的常规军事力量和大量财富，以及各自的政治军事盟国，但仍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像中东这样的第三世界地区，后者有自己的议事日程和演变动力，冷战对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在分析冷战期间美苏与中东安全的关系时指出：“毫无疑问，石油资金、武器装备和全球层次（即美苏两国）对该地区关键国家的援助的大量涌入，对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了强烈影响。……尽管如此，超级大国的干涉不但没能控制中东，而且在塑造地区层次上强大的军事-政治安全态势方面，只有发挥边缘作用。”“既然大多数地区内（指中东）冲突主要不是起源于冷战问题，所以很自然，这些冲突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6) 但另一方面，中东却从某些方面塑造了全球冷战的个别特点，并对美苏两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7)
    收稿日期：2010－01－06
    注释：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一章。
    ② 彭树智将中东的冷战划分为三个阶段：苏退美进阶段（战后到50年代中期）、苏攻美守阶段（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和战略相持阶段（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41页。
    ③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歧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87页。
    ④ 1959年，美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从此逐步形成潜基弹道导弹的核打击力量，陆基中程导弹因此失去效用，北层国家的战略价值也因而下降。
    ⑤ 由于土耳其和伊朗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称两国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9页。
    ⑥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领土冲突，前者在战后第一个接受了苏联经援，也是人均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国家。
    ⑦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十章。
    ⑧ 石油和天然气是苏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甚至在油价高企的1979－1981年苏联仍然面临着财政赤字问题。参见［俄］E.T.盖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7页。
    ⑨ 所列年份表示条约有效时段。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⑩ 苏联在秘密文件中称这些行动为“恐怖破坏行动”。见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141－142页。
    (11) 布赞、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89页。
    (12) 布赞、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87页。布热津斯基则认为，这一条南部战线是在阿富汗战争后开启的。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6页。
    (13) 参见黄民兴：《中东民族主义的源流和类型探析》，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14) 参见Adeed I.Dawisha ed.,Islam i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5) Ahmed Rashid,“Osama Bin Laden:How the U.S.Helped Midwife a Terrorist,”in Fredrik Logevall ed.,Terrorism and 9/11:A Reader,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p.51.
    (16) 布赞、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90、191页。
    (17) 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列为西方的主要威胁，这能说明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