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弱势的边缘群体应通过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团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政治代表在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作为在日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创价学会及其政治代表公明党的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具有启示性意义的答案。
    一、创价学会迅速发展
    创价学会的前身是创价教育学会，成立于1930年，其创始人为信仰日莲正宗的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两人均为小学教员，在提倡教育改革的同时，主张进行宗教革命。1943年，会员发展到3000多名，但因学会拒绝参拜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而遭到政府的镇压，会长牧口、理事长户田等干部均被捕入狱，学会被解散。1944年11月，牧口病死狱中。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被释放出狱的户田城圣立即在东京开设通过函授从事英语教育活动的日本正学馆，同时经营出版、金融和房地产等业务，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学会活动。1946年3月，学会正式重建，并改名为“创价学会”，户田任理事长。学会本部设置了总务、讲义、财务、企画、情报、妇女、厚生、青少年、组织等九个部门，在东京地区结成10个支部，其他地区结成5个支部。1951年5月，户田正式就任学会的第二任会长，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传教，发展会员。首先是创办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作为传教活动的有力工具；其次，从日莲正宗总寺院富士山大石寺领取“大御本尊”，从而获得传教的正统性；再次，完善内部组织机构，组建直属会长的男子青年部和女子青年部，并将其作为传教的核心力量；另外在1952年10月，学会得到东京都知事的认证，获得宗教法人资格。1958年户田去世时，学会会员已发展到76万户，即接受“本尊”的家庭数量。
    尽管户田在战后初期重建创价学会及其发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传教战略完美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是可称为社会活动家的池田大作。1946年夏天，池田在一次有关生命哲学的讨论会上结识户田，并受其影响成为创价学会的成员，同时进入户田的出版社工作，负责编辑杂志。1952年初，池田任青年部参谋室参谋，当年学会会员户数增加836户，其中池田任干事的蒲田支部就发展了201户。[1](P109)一年后池田被任命为男子部第一部队长，站到传教的第一线。
    户田去世一个月后，池田大作作为参谋室长宣布到70年代将会员发展到700万户的计划。学会本部新设总务部、庶务部、出版部三个部门，池田大作担任第一总务，成为实际上的学会最高负责人。1960年5月，年仅32岁的池田大作就任学会第三任会长，在进一步充实本部机构的同时，将日本全国划为八个总支部，强化青年部的传教能力。具有非凡鼓动才能和组织才能的池田，成功地将传教活动变成一种激发会员潜能的行为艺术。学会每年提出一个中心任务，并制定具体的传教目标。例如学会将1960定为“前进之年”，并在同年发展会员达到140万户；1961年为“跃进之年”，将会员发展到230万户，等等。结果在池田任会长的最初10年间，学会会员从1960年的130万户发展1970年的755万户。[2]
    创价学会的规模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急剧膨胀，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适应了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换句话说，即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感等为学会成员的急剧增加创造了条件。具体地说，创价学会的会员大多数是城市的贫苦劳动者，其中包括没有参加工会或其他组织的中小企业职工、服务行业职工、零工、城市贫民、失业者、小摊贩、小业主、家庭妇女、基层文教界人士等，还包括一部分落后制造业的产业工人。据创价学会青年部调查，在青年部会员中，中小企业职工、失业者、小摊贩、小业主占80％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困难、精神苦闷和对社会现状不满而加入学会的。据青年部在1961年的调查，排在前五位的入会动机分别是经济困难、工作上苦恼、精神苦闷、家庭问题、患病，因这些问题加入学会者约占全部会员的76％。[3](P47-49)实际上，这些人群的绝大多数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急速发展的浪潮单身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员。
    从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年均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9倍，对外贸易增加了10倍。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比重从23.4％上升为34.5％，以农业为中心的第一产业比重从41％下降到19.3％。[4]1955年时，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1161万，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1％；包括矿山、建筑业、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922万，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3.9％；包括饮食业、流通业、金融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5.7％。到1975年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下降到661万，其比例下降到12.7％；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到1841万，其比例上升到35.2％；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到2710万，其比例上升到51.9％。[5]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转移的方式并不是整家整户放弃土地迁移到城市，而大多是农户家庭中的年轻人单独流出农村。例如1960年时，农户总数为606万，其中完全依赖农业收入的专业农户为208万，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工业或服务业收入为副的第一种兼业农户为104万，以工业或服务业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副的第二种兼业农户为194万；1980年，农户总数下降到466万，其中专业农户下降到62万，第一种兼业农户下降到100万，第二种兼业农户上升到304万。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来看，从1960年的1439万人下降到1980年的610万人，其中以农业为主业者从1148万人下降到339万人，以农业为副业者从291万人下降到271万人。① 比起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速度来，农村户数的减少速度较慢，可见农民家庭的部分成员流出农村居多。“由于父母多是农民，可以了解公明党的支持者多数是从其他府、县流进来的。根据调查的结果，这些人从东北、九州、四国、北陆、东山各地流入的特别多，在公明党的支持阶层中达61.5％。”[6]尽管70年代以后，创价学会通过定期举办大型的文化节、成立创价大学、实施和平与文化的战略等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而且也吸引了许多文化精英参加到学会中来，但其作为城市低收入阶层团体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