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帖木儿征服中亚与明朝关系交恶
    帖木儿自1395年入侵金帐汗国到1402年的七年间，先后击败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北印度、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帖木儿帝国。随着该帝国的日益强大，帖木儿对待明朝的态度也发生陡然骤变。这一转变开始表现在不断扣留使臣，拒绝贡赋，视明朝为“敌寇”，继而又断绝与明朝的往来，欲摆脱与明的藩属关系。帖木儿在对外政策上，对视为敌寇的国家遵循这样的原则，“当敌国使者来朝时，我就把众多的军队展示给他们看，使之搞不清楚我们的虚实”，“并对来使说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是如何如何的强大，让使者感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封锁通往敌国的所有道路。待使者归国后，即派军队攻之”〔12〕。帖木儿就是运用这种手段来对待明朝使臣的。据《明史稿》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帝欲通西域，命安与给事中郭骥，御史姚臣，中官刘惟，赉玺书金币，率将士千五百人以行。……撒马儿罕酋（帖木儿）骄居不顺命，……既而欲夸其国广大，遣使者……周行万里，……安等始终不屈节，竟留不遣”。〔13〕帖木儿扣留明使臣傅安等人后，随即又将滞留哈烈的明使臣陈德文等人扣留，不让其归国。不但如此，还对扣留使臣傅安等人百般刁难，当众进行人格、国格污辱，企图使其就范。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载：当克拉维约等拜见帖木儿时，有一王公走向中国专使（傅安）面前，传帖木儿之旨说到：“（帖木儿）视中国专使如敌寇，为帖木儿之敌人，今日特引见西班牙使团于中国专使之前者，即以示帖木儿不悦中国之意。……今后中国无须再派人来此催索贡赋。”等等〔14〕。并所言：“帖木儿自此不复称臣纳贡于大汗（明朝皇帝），不久彼将亲见大汗，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也”〔15〕。此言是何等的狂妄！但其所作所为并未使明朝使臣“屈节”。与此同时，帖木儿积极准备对明朝开战，梦想征服中国〔16〕。为此，他专心致力于中国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以及人口、财富等方面的研究。为获取这方面的资料，特命鞑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六个月，从事调查〔17〕。1402年，帖木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以后，回师撒马儿罕，召开库里勒台大会，宣布脱离中国藩属。1404年11月，帖木儿率领大军八十万人〔18〕，从撒马儿罕起程，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正当大军抵讹答刺，前锋欲渡乌浒河之际，帖木儿病发而死，一场企图征服中国的美梦终于化为泡影。
    明朝对帖木儿企图入侵中国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早在洪武年代，双方关系处于正常化时期，明朝就已开始注意帖木儿在其东部边界的活动，对其防范甚严，即使商人也不例外，以防其派奸细来华搜集情报。据《明实录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正月，乙亥，撒马儿罕回回舍怯儿阿里义等以马六百七十疋抵凉州互市。守将以闻，诏送舍怯儿阿里义等至京，听自市鬻”〔19〕。明朝在北伐鞑靼时兵至捕鱼儿海，也俘获数百名撒马儿罕商人。“向者，撒马儿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将征北边，执归京师。朕令居中国互市”等〔20〕。 1402年，当帖木儿宣布东征中国之后，明朝就察觉到事态的严重，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但无结果。“成祖践祚（1403年），遣官赉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21〕。1404年，当帖木儿的东征大军起程不久，明朝很快就获悉此事，即令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西北边防，以防不测。“（明成祖）二月庚寅，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回回例兀言，撒马儿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米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未必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宜练士马，谨斥侯，计粮诸预为之计”〔22〕。明朝一方面保持镇静，另一方面操练军队，积极备战。后因帖木儿在途中卒殒而告终。由此观之，从1396年以后，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开始走下坡路。这一时期随着帖木儿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他侵略中国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开始采取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狂妄行为，企图使明朝就范。但明朝没有示弱，结果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白炽化。
    三 帖木儿后王与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1405年，帖木儿东征未果死后，他所创建的帝国随即瓦解。帖木儿帝国内部握有兵权的汗族们，为争夺汗位，彼此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战争。正如《蒙古述略》所述：“帖木儿死后，如此宏伟的大汗国，又引起了争权的风波，使国家瞬间卷入混乱之中”〔23〕。1407年，帖木儿孙哈里勒（帖木儿三子米兰沙之子）夺据大位。他上台以后，一改帖木儿对明朝的敌对局面，罢兵东进明朝，遣返帖木儿扣留的明使臣傅安等人回国。《明史》记载：“（1407年）六月，（帖木儿）孙哈里（指哈里勒）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24〕。向明朝表达和好的愿望，以此来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
    1409年，帖木儿帝国内部又爆发战争，帖木儿幼子沙哈鲁借助诸宗王、异密的力量，击败了哈里勒，夺取帝国的统治权。在他取得大位后，将其领土分给自己的子侄。他的长子兀鲁伯占据河中之地，驻于撒马儿罕。次子亦不剌忻管治巴里黑等等。而沙哈鲁自己则驻于哈烈。在他统治帝国期间，对内统一领土，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对外积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务求与邻国维持友好，即奉中国为上邦。所以常遣使臣入贡于明”〔25〕。据史载：“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丙午，哈烈沙哈鲁，把都儿（指沙哈鲁）遣头目迷儿即剌等贡方物，赐赉有差”〔26〕。同年，明朝派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前往中亚诸国，“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27〕。“（永乐八年）十二月，乙卯。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回回火者马儿等献玉璞、硼砂”〔28〕。“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撒马儿罕等处回回困都等来朝，贡方物”〔29〕。“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甲寅。撒马儿罕所部失里湾回回者马力丁打剌罕等来朝贡马”〔30〕。同年，“（撒马儿罕）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入贡”〔31〕。“永乐十六年（1418年）八月，丁酉，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遣使臣阿儿都沙等来朝，贡名马文豹”〔32〕。为了向明朝显示其友好的诚意，永乐十七年（1419年），帖木儿帝国向明朝派遣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使团，力求扩大和加强双方已有的和睦关系。该使团的首领为沙哈鲁的代表沙狄，火者。有沙哈鲁的代表两人，兀鲁伯（沙哈鲁之长子）的代表二人，还有亦不剌忻（次子），伯开豁儿（三子），莎儿合塔米失（四子），马哈木，尤杰（五子）的代表参加该使团。〔33〕“宣德五年（1430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贡”〔34〕。“正统四年（1439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赏赉有加”〔35〕。“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贡方物。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以数少故也”〔36〕。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帖木儿帝国在经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三朝的共同努力后，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帖木儿帝国已不再视明朝为“敌寇”，而是利用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势，积极主动改善双方的关系，加强彼此的联系，开辟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407到1448年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帖木儿帝国派往明朝的使臣多达十一次，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帖木儿时代无法相比的。这说明帖木儿帝国在这一时期与明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已达到空前的程度。
    明朝对双方的友好关系也积极推波助澜。明不仅为帖木儿帝国的使臣来华提供各种方便，而且频繁派使臣回访帖木儿帝国，表现出明朝的远见卓识和大国风度。1407年，哈里勒送还明使臣傅安等人，向明朝发出和解的信号后，明朝迅速响应。1408年，明朝派回国不久的使臣傅安二次“赉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遣使随安朝贡”〔37〕。1410年，明朝又“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38〕。该使团抵达哈烈后“向沙哈鲁宣示了明朝皇帝的诏敕”。“永乐皇帝在此诏书中自视为帖木儿系的上邦君主，不惜干涉其内政”〔39〕。可见，明朝虽积极发展与帖木儿帝国的友好关系，但始终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看待，这在后来双方往来中时有反映。“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甲午，遣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伯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40〕“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巳卯，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处朝贡使臣还，仍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赉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俺都淮头目塞亦答，阿哈麻，答剌罕等白金纻丝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俺的干及亦思弗罕等处头目交绮”。〔41〕“永乐十六年（1418年）九月，戊申，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使臣阿儿都沙等辞还，遣中官李达等赉敕及锦绮纱罗等物往赐沙哈鲁、兀鲁伯等……与阿儿都沙等偕行”。〔42〕据说“该使团卫送者达三百骑，赉重币，持修好书，请双方便利商业贸易作准备。”〔43〕1419年，“明又派使臣去哈烈，所赉诏敕仍用波斯文、维吾尔文和汉文三种文字，以王号授沙哈鲁”。〔44〕“永乐十八年（1420年），复命陈诚及中官郭敬赉敕及彩币报之”。〔45〕“宣德七年（1432年），遣中官李贵等赉文绮罗锦赐其国”。〔46〕“正统十年（1445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47〕。总之，明朝多次派傅安、阿儿忻台、李达、陈诚、鲁安、郭敬、李贵等使团频频出访撒马儿罕等地，表明明朝是积极致力于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这种关系的正常化。经过双方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努力，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双方的频繁交往，加深了两地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沟通，保障了中西丝道的畅通。在这种意义下，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双方历史上友好关系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