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挑拨，内曾有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加之西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内外矛盾、民族宗教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地方”。为了妥善平稳地解决西藏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吸取中外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根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从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况出发，以全新的思考视角和高度灵活的政策策略，成功地树立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良好范例。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全局着眼，对西藏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构想和布局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以高超的智慧，使这种构想和布局变成现实的组织者和指挥实施者。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涉及西藏工作的方方面面，丰富而具体，既有深邃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本文仅就周恩来处理西藏问题的成功经验及他对西藏发展的卓越贡献作一粗浅阐述。
    一、大力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翻开中国历史的资政举要，在治理西藏问题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走不出历史惯性的怪圈：他们或进行民族压迫，靠军事镇压；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或实施怀柔和羁縻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式提出进军西藏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为了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传到西藏去，促使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前来谈判，从1950年2月至7月，中央先后批准志清（即密悟）法师、夏日仓活佛、格达活佛等在西藏宗教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前往拉萨劝和。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同西藏地方当局联系。1950年7月27日至9月19日，周恩来先后6次致电中国驻印使馆，与达赖的代表接触，传递中央的和谈善意，并对和谈的时间、地点、内容、条件和与之接触的办法等具体事项一一作了详尽指示，并且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愈早到京，愈会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我驻印使馆以极关心、极友好地态度促其早日成行。遗憾的是，西藏地方当局不但无动于衷，还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劝和代表拦截、软禁甚至谋害，并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在我军不得不被迫发起昌都战役之前，周恩来仍让我驻印使馆将进军时间告诉西藏当局，同时将解放军的行动事先告知了印度驻中国大使，以敦促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人来北京谈判。昌都战役胜利后，他再次给西藏地方政府捎话，表示中央仍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来京进行和谈。1951年1月29日，当得知我袁仲贤大使友好地接见了达赖的两位代表时，周恩来又及时复电勉励，让其转告“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说：“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而且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
    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诱使达赖逃往国外，以便他们运用这一宗教领袖的影响，煽动藏胞与中央政府对抗。为避免达赖出走印度，3月21日，周恩来亲自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他指出：“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印度政府答复我外交部，表示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也只能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苦细致、耐心的政治说服工作，达赖喇嘛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赴京和谈。4月22日、27日，周恩来和朱德亲自率中央有关领导到北京火车站欢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一行，并与班禅就西藏前途、即将开始的和谈、藏汉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和藏族内部的团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8日，周恩来向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明确了谈判的原则，并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做好阿沛等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的工作；做好他们与班禅方面人员的团结工作。对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要征询阿沛的意见。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经过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行了20多天的谈判，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