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努力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可能随着《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而自然化解消失。正因如此，在《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对张国华说：“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周恩来在指导西藏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贯彻了这一方针。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初，他就指出：“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1956年3月15日，在接见赴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代表团成员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去西藏应抱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去，要从心理上尊重他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汉族主义”。11月29日，他在回答达赖关于汉藏干部关系问题时又说：“汉族干部无论在自治区委员会或在地方，都应该尊重藏族干部，使藏族干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部分群众要求改革，有的上层人士也同意改革，西藏工委错误地估计形势，出现了急于进行改革准备的偏差，反动上层煽起了昌都地区的某些局部叛乱。针对这一情况，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代中央草拟了一份电报，指出：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在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在要求西藏工委提出的改革试点必须停止进行时又指出：“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宽容和照顾，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处理西藏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政治主动性。在达赖应邀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为了做达赖的工作，周恩来在出国访问的百忙之中，连续三次与达赖恳谈，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的指示。针对达赖身边一些人员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阴谋的想法，周恩来又接见了达赖方面几个主要负责官员，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他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位置上。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谈话，坚定了达赖早日返回西藏的决心，揭露打击了搞阴谋的人，使人心趋于稳定。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全国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周恩来在他修改的中央指示中仍提出，对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要和西藏上层中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周恩来多次同班禅、阿沛、帕巴拉等谈心，对包括“平叛后民主改革还是用和平方式进行”和对未参叛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对保证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密切党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还诚恳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个根本问题：“汉藏团结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搞好汉藏团结，必须从两方面做工作。我们汉人要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你们藏人就要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样两方面才能团结”。
    平叛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奴的生产积极性，一个互助生产热潮很快掀起，西藏的各项工作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是，此时西藏工委等一些领导同志又产生了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1960年秋的短短几个月，全区试办合作社七八十个，掀起了一阵试办合作社之风，而且比较多地是用办合作社的思想指导互助组的工作。这就使刚从生产资料三大领主所有制变为劳动人民个体有所制、土地刚刚分到自己手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思想不安，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11月15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在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周恩来又与邓小平一起主持中央座谈会，于1961年4月21日研究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要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民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还提出：“在这五年，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上述重要指示，不仅指导了此后几年中西藏农牧业的健康、稳步、迅速发展，而且密切了党与西藏农牧民群众的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
    这一阶段是西藏当代历史上的稳定发展阶段。平叛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万农奴翻了身，并由于个体所有制的稳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尽管也出现过急和“左”的现象，人们还是把这一段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平叛改革的成绩是公认的，但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十世班禅曾在1962年给中央写了一份7万言的报告，对平叛改革提出了8个存在的问题。由于事关进退的大是大非问题，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1962年5月18日和7月24日，他先后两次长时间与班禅等就报告交换了意见，指出：报告将“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后来他又将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8个问题归纳成6个问题，严肃而诚恳地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和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想把西藏工作办好的，而不是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周恩来对如何评估平叛改革中的成绩与偏差的态度十分明朗，对班禅报告中对的方面加以肯定，错误方面也给予指出。事实说明，周恩来对西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事必躬亲，及时抓紧处理，时时事事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充分照顾西藏民族的特点和利益，加强了西藏工作，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