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妥善处理西藏宗教问题
    在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和绝大多数人宗教信仰很深的西藏，如何处理宗教问题，一直是西藏工作中备受关注的又一敏感问题。《十七条协议》第七条明确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慎重稳进”方针，在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也是考虑到宗教问题的。对此，周恩来特别注意，他对赴藏代表团讲话时强调：“大家到那里去，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实际上做好工作”。
    1959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得强迫群众当喇嘛。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还俗的自由”。5月2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西藏问题时，又指出：“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为了使宗教适应民主改革的形势，他多次与班禅、阿沛、帕巴拉等商谈宗教改革问题，指出“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人口也得不到繁衍，至于如何改革是喇嘛教内部的事”。他明确提出三条意见：“（一）宗教不能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二）反对清朝皇帝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三）信教的不一定都在寺庙”。并说“可以培养一些对宗教真正有信仰、有学问的人，专门从事念经、辨经活动，佛学家也可以带几个徒弟”。
    关于“政教合一”问题，周恩来早在1950年4月就明确指出：“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逐步使政教分立”。但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群众信仰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工作应避免过早过急。在真正是多数人民要求改革时，才能改革”。直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后，才有了实行“政教分离”的条件。周恩来在他改定的上述中央指示中，明确写道：“今后所有寺庙必须爱国守法，不能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项”。1959年5月25日，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指示精神下发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寺庙搞三反，即反叛乱、反特权（政教分离）、反剥削”。其后，在寺庙进行的“三反”和农牧区的民主改革中，西藏宗教的封建特权被彻底推翻。1965年2月24日，在与阿沛和帕巴拉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重申：“我们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同政治连在一起。至于思想信仰问题，不能强迫人民不信，信教自由。我们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统治多数，压迫少数民族，向外侵略”。
    平叛改革也促进了西藏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后，一大批过去被强迫入寺的僧尼还了俗，许多人还成了家，对西藏生产建设发展和人口迅速增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广大群众才真正全面、充分地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昌都、萨迦、大昭寺等许多藏传佛教的名刹古寺，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或修复，寺庙实行了民主管理，全区僧尼人数保持了一定的比率。众多的宗教界受国人士与党紧密合作共事，一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努力工作。这一切，使古老的藏传佛教以适应西藏伟大社会进步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这是党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最复杂的宗教问题的成功创举，受到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五、积极促进西藏经济、文化建设
    旧西藏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公路交通，运输靠人背畜驮，农业生产耕作粗放，不少地方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全西藏没有一所为群众办的现代学校，也没有为群众治病的卫生设施。农奴没有自己的土地，受尽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
    为使西藏改变贫困面貌，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早在1950年初，他就提出：“西藏地区经济落后，是由反动派长期压迫造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以后他又曾亲口对达赖说过，“西藏是很贫穷的，发展建设一定要中央拿出钱来帮助，这方面中央会完全帮助的。”1952年4月4日，在接到张经武反映西藏经济困难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陈云商量，给西藏增加军用、民用物资，调剂市场，平抑物价。在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指示有关部门，通过与印度交换、转口为西藏运去2500吨大米，并利用外汇为西藏从印度购买了部分急需物资，还对400家藏商积压难销的400万元人民币的羊毛以优价收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扶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