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富著称，在近世江南史研究中，诸如资本主义萌芽、赋税人口、学术文化等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然而在江南灿烂的历史文化景观背后，也存在不少阴暗现象如流氓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解析江南社会实态。晚明清初，江南流氓活动频繁，有藉暴力为业者，如“打行”；有藉“访察”之名滋事生非者，如“访行”；有以架词唆讼为业者，如“讼师”；更有明为正当职业而暗行勒诈之事者，如脚夫……因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打行作一探讨。（注：据笔者所见，目前论及“打行”的著述有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无赖をめぐる社会关系-打行と脚夫》，载《史学杂志》90-11，1981年；川胜守：《徐乾学三兄弟と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40-3，1981年。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打行作了介绍， 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拟更为系统地对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打行的活动加以探讨。）
    一
    顾名思义，“打行”是一个以暴力活动为职业的行帮，类似后来的打手组织。《苏州府志》云：“市井恶少，恃其拳勇，死党相结，名曰‘打行’，言相聚如货物之有行也。”（注：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丹午笔记》亦云：“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闻呼即直，如开行一般，故谓之‘打行’。”（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
    打行堪称出现于晚明的一大“新生事物”，言其大，是因其活动一度震动明廷及地方官员，以致朱国祯在其《皇明大事记》中，将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等并记为一件大事（注：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言其新，是因先前并无此种社会群体，时人见之，莫不以为新奇，在当时不少笔记小说中均有记载。叶权《贤博编》即云：“吴下新有打行，大抵皆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为奸，重报复，怀不平。”（注：叶权：《贤博编》，载《明代资料丛刊》第1辑。）
    据史籍记载，打行起初主要活动在苏州，后来蔓延至松江，进而成为江南地区一大社会隐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嘉靖三十八年，“吴会岁祲”，各郡邑时有打行攘窃，应天巡抚翁大立檄令各州县捕治，督责甚急。十月，大立携孥来苏州驻扎，“诸恶益惧，先以术试而胁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舆过，跃出批其颊，撤去如飞鸟，莫可踪迹。随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辈敢尔，必尽杀乃已。”其乡人边成善拳棍，适随行，大立与之密谋曰：“事将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潜察搏之否？”边成对曰：“某一匹夫之技，聊以为戏，临场乘巧取捷动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钜艺精者热视，宁避不敢角也。此辈盘伏甚奥且夥，大人包而柔之，自然销伏，不可尽，亦不可与争。”大立遂欲作罢，但巡徼者欲赎罪立功，捕之甚急，打行愈加汹汹不安，乃相与歃血，以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狱，劫囚自随，鼓噪抵都察院，劈门而入。大立率妻子逾墙遁去，险些丧命其手。随后，打行纵火焚毁公廨及所奉敕谕符验金字旗牌等，复“引众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队御之，戒勿轻斗，炮鼓间发。诸恶不敢纵。将曙，乃冲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事闻，嘉靖帝命大立戴罪严督，刻期捕灭。（注：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打行势力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入清之后，打行依然活动，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变化，即清人一般称之为“打降”。《坚瓠集》云：“（打行）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做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辈久而不变，故记之。”（注：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又清代“打降”一词，还有打架之意。清郝懿行《证俗文》六《打降》云：“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伏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一读为打将，亦降之讹语耳。”《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康熙《崇明县志》也称：“崇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行业也，又名打降。”（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
    那么，“打”怎么会作为一种职业行当而兴起于晚明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游民的激增。明代前期，江南社会相对稳定， “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然而，由于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明代中后期，农民不得不迁业流动。
    江南重赋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现象，史称：“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三。）《日知录》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也就是说，仅苏松常三府田赋就占全国田赋收入的15%强。据今人研究，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 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明中期有漕省份每年运送到北京的400万石漕粮， 仅江苏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1,334,950石，占总数的1／3强， 而杭嘉湖不但赋额高，而且起运的比例高达90%（注：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重赋的敲剥下， 江南“皮骨已枯”，官绅地主尚可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而小民则以“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