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激增也是晚明江南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南京明初只有27,000户（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而到万历时，则是“生齿渐繁，民居日密”，仅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注：周晖：《二续金陵琐事》。）。杭州成化时有户90,000，口约300,000， 但到嘉靖、万历时，“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松江地区，“隆、万以来，生齿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发，驱民入城，无论乡镇，即四郊外十里许，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记土木》。）人口的大增，给生计造成严重困难，时人对此多有议论。《明神宗实录》云：“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徐贞明云：“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徐光启亦云：“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
    正是在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下，江南人口大量流移，“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注：《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如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10里，1,569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738户（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流失了83%。昆山县，洪武元年， 口390,000余，嘉靖元年减为140,000 余（注：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户口》。），流失了64%。上元县洪武初，口253,200有奇，万历二十年， 减为27,700有奇；江宁县洪武二十四年，口220,000有奇， 万历二十年，减为23,600有奇。“总计二县人户丁口，视国初十不逮一。”（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户口》。）嘉定县，万历之初，“困于漕粮，荒芜极望，户口离散，几无以立县。”（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六五《嘉定县改折漕粮本末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么，这些流失的人口到底流移到哪里去呢？苏抚周忱归纳为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种流向（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何良俊则归纳为四种流向：“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在以上不同的流向中，一部分人得以迁业或觅得栖身之所，而另一部分人则蔽匿邻境，船居浮荡，游手趁食，成为社会盲流，城镇中一时“袖手游闲者，肩摩踵接”（注：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里俗》。）。这些人除了“气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谋生，“什伍为群”，死党相结，专恃“勇力”过活。《江南通志》云：“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上海县志》云：万历时，本县打行之风颇盛，“此辈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康熙《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无锡县志》云：“里路新街等巷，恶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凌轹暗弱，谓之打行。”（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云间据目抄》亦云：“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辈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这是打行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2、市镇的繁荣。明初江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经过几代承平发育，到明中期以后，面貌大为改观。
    首先是原有的大城市店铺亭馆鳞次栉比，商业颇为繁荣。嘉、万年间，南京“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注：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成为“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注：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的繁荣城市，仅当铺就“不下数千百家”，至少也有“五百家”（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杭州东有鱼盐之饶，西有五湖之利，圜圚之盛，不让南京，史称其“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注：崔溥：《漂海录》卷二。）。苏州牙侩丛集，“货物辐辏，四方旅寓之人，皆在其地开张字号行铺”。“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注：康熙《吴县志》卷二六《兵防》。）。
    其次是不少村落集市居民日众，百业开发，逐步发育成新的市镇。湖州府菱湖镇明代之前甚是荒凉，然至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舟航集鳞，桑麻环野，成为一方雄邑（注：光绪《菱湖县志》卷一。）。以江苏元和县为例，震泽镇：元时居民仅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严墓市：明初以村名，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民至三百家，货物略多，始自成为市；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丝绸为业，始称为市；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庉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居民数百家；八斥市：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注：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据统计，明中后期，江南有市镇329个， 其中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约14个（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第16卷第2期。）。苏、松、嘉、湖四府，有市76个、 镇140，合计216（注：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
    城市集镇的发展，为打行提供了活动空间。因为市镇不仅是城乡交流的纽带，而且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商旅云集，店铺林立，人口流动频繁。如南京城，辐辏四海，水陆交通异常发达（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大中桥、三山街、斗门桥、中正街一带，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苏州“众艘聚焉，转输村镇，旋及旁邑，莫不赖之。”（注：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杭州香市期间，远近商贾香客蜂拥而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凡四阅月方罢。”（注：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松江隆庆以后，游船渐增，而夏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盛矣。松人用以设酒者，无虚日。（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在这种人稠物盛的环境中，打行不仅易于找到勒诈打劫的对象，而且易于觅得雇主，更重要的是易于藏身。无锡城北门之外，群商聚集，流氓充塞其间（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周忱云：“天下之民，常怀土而重迁；苏松之民，则尝轻其乡，而乐于转徙。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这里所谓“售其巧”，既指苏松之民可以在市镇从事正当职业，如改业工商或充当雇工，又指在城市可以做“浮食游民”。正因为如此，所以“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或许正是因为得以“售其巧”，所以江南流民最差的归宿是充当流氓，而北方流民由于没有发达的城镇将其吸纳，不得“售其巧”，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