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行“什伍为群”，群聚夜游，“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七《与万明府书》。），但以城镇及水陆交通要道为其主要活动场所。打行成员多系无家恶少，“成群合党，攘臂挺身，不论是非曲直，惟以必胜为主”，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活动犹如牙行，以“效力得钱”为目的。“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谒头目，顷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注：禇人获：《坚觚九集》卷二《打行》。）据载，打行成员训练有素，掌握一套独特的打人方法，可以根据需要，或击胸肋，或击腰背，或击下腹，做到“打至辜限外，其月日死，其期不爽”，而不必抵命，市民见而摇手避之。（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耿橘《开荒申》；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三。）是故，打行极易觅得雇主，颇有市场。
    作为一个流氓群体，打行呼朋引类，啸聚为乱，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他们往往歃血结盟，组建各种组织，在其头目下号令进行活动。如华亭“一条龙、地扁蛇等，则皆郡中打行班头也。此辈蜂聚蚁合，实繁有徒，幸地方有变，以逞其狂。”（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崇明县的打行“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成地皇会。”（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习俗》。）苏州府打行“设约盟神，结成党羽，或衣服一色，或同佩一物，创立党名，如小刀会、青龙党之类，手带铁棱铁套，身佩藏角刀，生事打降，一呼而集，殴差抗官，同恶相济。”（注：光绪《苏州府志》卷三《风俗》。）苏松地方，打降“狐群狗党，引类呼朋，打造紧刚箍、流星锤、檀木棍、铁索链诸般凶器，盟香会集。”（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一四《禁罡棍打降》。）
    此外，还有一些流氓群体，也属于打行性质。如浙江宁波有一种无赖，“群居肆虐，谓之打郎。”（注：万历《仙居县志》卷二《风俗》。）
    《武林草附刻》云：
    迩来杭城有等不营生业、游食趁闲之徒辈，专逞耍拳使棒，名为打手。教师引诱自家子弟，转相学习，结党成群，见事鸱张，沿街虎踞，甚至受他人之雇，代为泄忿报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笼，甘作飞鹰走狗。（注：赵国麟：《武林草附刻·禁打手》，转引自《中国流氓史》 384页。）
    《王百谷集》载：
    打会，会行必有手搏者数十辈，为之前驱。凡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辈。与之角胜争雄，酣斗猛击，旁观之人无不罢市掩扉，夺魄丧气。此皆怒发裂眦，暴虎凭河之流。往来倡导海氛，焚烧官廨，不过此曹为之。（注：王稚登《王百谷集·万历四十七年序》。）
    显而易见，打郎、打会、打手的活动与打行无异，大概是不同地区、不同人对打行的不同称谓。
    再者，打行之风也不独“三吴”有其事，只不过是三吴地区更为炽烈罢了，在安徽、广东一带也有其活动足迹。如徽州“恶棍结为打行，自立红裤、天王、棒槌、斧头等会，妄称天罡、太保名色，串通白捕，捏情打诈，伙告伙证，最为民害。”（注：《歙纪》卷八《记政迹·事迹》。）广东兴宁县打行“实繁有徒，街市村墟往往结党横行，酗酒撒波，良民少触，其怒小则辱詈群殴，大则突拥抄家，冒禀官衙，遇事风生，如蛮如发，是民之蝥贼而法之不贷者也。”（注：崇祯《兴宁县志》卷二《政纪》。）
    打行不仅组织名目繁多，所从事的活动也多种多样，“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社会危害性极大，“指其党则有天罡百龙、十三太保、百子尖刀之不一其名，语其恶则有丧命、倾家、拆离、奸占、放火、撒青不一其害。”（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兹举其大者，分述如下：
    其一、受人雇佣，充当打手。
    1、受雇抢亲。江南地方有抢亲陋习，有贫而不能娶妻者， 即雇打行强娶。《丹午笔记》云：“康熙年间，男子联姻，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次日杯酒释欢。”（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
    2、受雇抗讼。在江南地方衙门前，常有打行“丛丛簇簇”。 “无论小民借交报仇，即宦仆狐假虎威，出入衙门，往往挟此辈以为重，不得志于官府，必肆志于打行。”（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耿橘《开荒申》。）每逢开庭审案之日，原被告均请打降保护（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当官审出，两造邀集亲友中之恶少，以及种田佃户、街市游手各藏短棍铁尺金刚圈等类，即于衙门前互相凶殴。”（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苏州府志》载：
    讦讼之家，用以伺伏衙门，对簿事毕，即狙击仇家，欲得而甘心焉。以假命诬从者，亦号召之使争先排挞，恣行打抢。（注：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资治新书》载：
    一遇讼事，或原或被，必先投托打降。其未审以前，四路兜拿毒殴，既审以后，布阵拦打，视人命若草菅，藐官法如弁髦。（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一四《禁罡棍打降》。）
    3、受雇斗殴。《太仓州志》载：“吾州恶习，多相殴， 或倩无赖，曰打行。”（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分建南汇县志》云：“上海及嘉定积有打降，凌弱暴寡。向来自斗其地，近则上海有争，并借力于嘉定。其应募而至者，姓氏不知，面目不识，命案之多率由此。”（注：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一九《风俗》。）在民间纷争中，事主也常请打行上阵助威。《江南通志》云：
    无知乡愚，见人买地造坟，辄以妨碍风水，生计阻挠；而营葬之家，复虑势孤力单，设局抵敌。因而彼此纠集打降为防护。若辈复呼朋类以快意，白昼列械，势愈寇盗。幸而漏网，则酒食钱财任其贪壑；一遇事发，则兽奔鸟散，卸祸他人。（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