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
    《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的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可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类型。所谓价值理性，指其“理性”是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关怀，民族主义是形式，个人主义是实质。所谓工具理性，其“理性”是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的考虑，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或放弃，民族主义已名副其实。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蒋廷黻为代表。但他们对日观又有如下三点的相同之处：
    一、反对轻言抗战，主张妥协待时，支持国民党“攘外必先定内”的政策。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对日妥协，争取时间。当燕京大学大多数师生赞成通电全国反对在锦州附近设立中立区的提议时，蒋廷黻说：“我从台上看到一片举手赞成抗日的手海时，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在评论学生抗日请愿活动时道：“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洗刷不掉的耻辱。”但“爱国口号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虽然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纵的。”（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他在1933 年发表《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坚决反对武力收复失地的抗日高调。他将其与明末士大夫空言抗战亡国相类比，认为这是死路一条。他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先剿匪后抗日是当然步骤。日本将占中国多少省份专看日本军人的意志和国际的形势，不是看我们抵抗与否。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反对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愈集中精力来抗日，未失的疆土愈要糜烂。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是未失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注：《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6 期《我们意见不过如此》一文中说：从“九·一八”事变到1931年11月，他主张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币原向国联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即承认《二十一条》规定的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而当时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接受此卖国条款，胡适却一再表示这是中国失策。他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主和派身上，而看不到日本亡华的必然意志或野心。 他在《独立评论》第5期《论对日外交方针》中批评国民政府躲在民众“不撤兵，不交涉”的喊声里，而不作外交上的策划，建议从实际出发， 接受币原五原则。 1932年胡适主张防守热河。日本退出国联后，则反对与日本交涉，认为中国应该拥护国联，无失国际信义。他们二人均看不到人民中蕴藏的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故对抗日持消极悲观态度。
    二、对青年学生反日爱国主义激情泼冷水。在热河抗战期间，北京大学生集会要求提前放假，停止考试。蒋廷黻在1933年1月15 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文，认为学生们不能御敌抗战，为国分忧，起码不要为国添乱，逃跑就逃跑，何必虚伪地说些抗战的话？胡适也对“一·二九”运动泼冷水：“五四以后罢课正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绝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好学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励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拨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注：《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 月22日。）他在12月22日发表的《再论学生运动》，认为“实际的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因此他建议学生们守法独立，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准备报国的真正功夫。（同上）他在《独立评论四周年》一文中称，“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是不是我们的公平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们负道德上的责任！”
    三、把救亡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和美国。蒋廷黻1933年4月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长期抵抗如何运用国联和国际》，认为中国近代厄运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迟缓，而现代化的内政与国际关系好比左右腿。因此，现在中国收复失地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国际和国联帮助我国现代化。我们要一改过去反帝国主义的做法，全心全意依靠信任国联。“国联不但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后，在华通商国家，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自强。“我们没有利用国际形势，以致有今日。一误不可再误了。一个富强的中国出世之日就是远东问题终止之日，此外别无出路。”“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此顺着世界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胡适在1933年4月2日，发表《我们可以等五十年》，明确主张要信任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或“司汀生主义”，认为新的政治理想关乎全人类的前途，其首次实验场所就是我们东北四省。国联决议遭到中国舆论的谴责，而胡适却认为“值得我们全国人民深刻感谢”。胡适说：“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我们现在至少要有这样的信心：现在全世界的正义的赞助是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道德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注：《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然而，二人对日观背后的价值观却是不同的，胡适的是个人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而蒋廷黻的却是现代化富强观。
    胡适是理想型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有较深的体验与认同。因此，即使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也不忘以其一贯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等自由主义的“理性”观察之。1935年5 月他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文化，最高又是最艰难的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0日。）一方面，他开始正视民族主义问题，反对所谓的排外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他在“九·一八”事以后反思中国民族失败原因的一系列文章中，认为民族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即传统文化“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注：《胡适文存》，第四集，卷4，329-333页。）。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甲午战争后三十多年，反帝排外主义盛行，民族自救运动失误。“全国的政治势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使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由此“造成了今日的大辱”（注：《独立评论》，第45 号， 1933年4月9日。）。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中国的失败还在于“中国近代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找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注：《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1日。）。 他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说：困难提醒人们，当前的大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与1925年他强调“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偏向民族主义的救国关怀。但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的关怀并没有完全取代个人主义价值关怀。而在胡适看来唯一的救国之道，是学习西方自由主义的先进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最高最难”的民族主义，即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既要坚持“个人自由”的理念，反对反帝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又要坚持“最高最难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这说明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紧张，说明理想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已无法应付现实的民族危机问题，而惟有退居思想文化领域孤芳自赏，曲高和寡。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必然走向边缘化。
    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理念有一定的认同。1933年4月9日，他针对日本的侵略著文指出，民治主义是一个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动只能一时成功，久之，天下是民众的天下。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此顺着世界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注：《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然而，1933年“福建事变”后他于年底发表的《建国与专制》一文却公开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欲利用强权建立民族国家。
    如此大的转变是发人深省的。中国近代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对近代仁人志士来说，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存留，首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救亡图存。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胡适等庚款留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除了对自由民主价值本身的某种程度的认同外，更主要的是以之作为振兴中华的手段，亦即基于民族立场对其富强中华作工具性价值的选择认同。例如严复是近代中国对英国自由主义价值有深切体认的思想家，他最早译介了西方自由主义经典，提出了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光辉思想。但正如史华兹所说：“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可能有他们自己抽象的内在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却是它们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注：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2-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但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本位与强调集体利益、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紧张冲突关系，追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往往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加上自由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1917年尤其是1925年以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理想，而转向激进主义或民族主义。只有胡适等少数庚款留学知识分子还顽强坚守着。“九·一八”以后在殖民化危机下，自由主义者亦发生分化。蒋廷黻作为一个以事业为宗旨，具有清醒工具理性的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和迫切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与胡适相比，他更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强问题。蒋廷黻后来在谈到他和胡适的区别时说：“对我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立刻采取行动，而无须等待中国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面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41-14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蒋廷黻在1938年著的《中国近代史》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1页，岳麓书社1979年。）而近代化包括建立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两个内容，中国近代化的模式应是俄、德、日式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近代化。1933年底公开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1935年11月1 日他在《这个近代化问题》一文中，总结中俄日土近代化的经验，认为政权愈集中，愈有利于快速近代化（注：《独立评论》， 第225号。）。蒋廷黻搁置自由主义理想，走向保守的理性民族主义的事实，正说明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