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谴责“契卡”随便抓人。“契卡”只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没有动他。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在高尔基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时，列宁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要求释放某某的求情，列宁也给过他面子。但列宁一再提醒他不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高尔基不听，说：“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我看他们是我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
    列宁为何对高尔基如此宽容呢？列宁自己说，他对高尔基的迁就“决不是无原则的”。那么，列宁的动机是什么？笔者认为，列宁基于两种考虑。高尔基与那个美女前妻玛丽娜是一大笔遗产的执行人，他们给列宁们最多，尤其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列宁念这个旧情，但这是次要的。列宁不是感情至上的人，对旧恩翻脸的事也不是没干过。他主要还是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高尔基可以在国际交往中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是苏俄政权能借之获得外界捐助仅有的中介。在1921年的饥荒赈灾中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的大施主来俄国就是由他牵线搭桥的，即便出国后，他仍为此事奔走。列宁不动高尔基还有一个考虑：高尔基是列宁在知识界的最后一个朋友，从政治上需要保留这么一个“诤友”，以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证明他的大度与开明。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他虽然经常冒出令人恼怒的“傻气”，但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权一边，不是苏维埃真正的敌人。
    不过，列宁的手腕十分老到。通常是由季诺维也夫唱红脸，列宁唱白脸。高尔基为某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而把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指示：“赶快动手”，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即领了高尔基的人情，又显示了自己文明形象。这一手段屡试不爽。
    列宁还多次建议高尔基到下面走走看看。列宁终生都很鄙视农民，他认为群众是落后的，先进的思想需要灌输。因此，每当让高尔基离开首都时，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当，以免他对镇压行动大惊小怪，弄得列宁碍手碍脚。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10年。
    二、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高尔基没有打算久居意大利，没有安置家产，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俄国的。客居他乡、年老的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但他他知道，以他当年抗议新政权“滥施暴力”的态度，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任何回国的邀请都是无用的。其实，斯大林对高尔基想回国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来的心理动向一清二楚。而作家本人可能还不知道，苏联国内围绕他回国问题正在展开一场权力的较量。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度过了一段集体领导的“政治空白期”。随后，斯大林相继展开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党内斗争。因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甚厚、且出国后的政治立场比较超脱，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高尔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视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量等“软实力”。他在党内根基不稳、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列宁的“挚友”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尔基在伦敦存放有大批档案，谁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高尔基作为党内斗争的重要资源而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这样，高尔基高调回国便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
    斯大林指示新闻出版局局长做一些铺垫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名，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原来组委会名单只是一些文化人，后来除斯大林外全部党内高层都出场了。1928年，又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6周年。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组织了大量“各界民众”的电报、信件发往意大利，抒发对“海燕”的思念之情。苏联国内似乎忘记了高尔基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行，竟滑稽地把他说成“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表彰高尔基“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年，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全苏共青团、全苏职业协会、政治教育委员会等五大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举办纪念高尔基活动的决议。莫斯科市委以致全市人民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普及高尔基的作品。各地都成立纪念委员会。对此，很多人大惑不解。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享受到那么高的荣誉？1928年也是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比较对两位作家的纪念活动，托尔斯泰简直不算什么。当然也有人记得当年高尔基的言论，一些国内的文学组织就反对当局夸大其词的赞扬，但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苏共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出决议，认定对高尔基的攻击是“胡作非为”，并对一些人进行了组织处理。
    于是，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西方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举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棋子”，“各派指望利用高尔基的招牌和声望加强自己的影响”。尽管高尔基没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样“口无遮拦”，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态度，但毫无疑问，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