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发表在1920年，注意到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与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该书名的字面意思为《贪婪社会》)的出版在同一年，后者在1928年就有了中文译本。也是在1920年，构成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在作者修订后正式作为著作出版(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在这三位作者里，托尼(1949年前出版的译著通常译作“塔尼”)是最少为当下中国学界和读者注意的。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以下简称《宗教》)，许多学者认为比韦伯的前述书写得更加深刻。该书出版于1926年，但是迟至2006年才有中文译本。托尼与民国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更多缘分。他在1931-1932年间以国联教育顾问的身份访华，目睹了日本凌辱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民不聊生的惨状。除了《贪婪社会》，他的著作《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也有中文译本刊行。①
    世界历史(外国历史)研究自建国以来有长足进步，而且大家对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也看得越来越清楚，最近成为“一级学科”更是对此的一个显著证明。结合新近的学说史，我想借前面提到的几部“旧书”，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看一下我们研究世界历史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托尼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他着重讨论的社会经济伦理问题，以及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误区。考虑到斯密和韦伯对中国学术和大众文化的影响，纠正当下社会私利和物欲至上的风气，可能需要从清理他们所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开始。
    一、为什么托尼要批判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
    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关系的批评容易引起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中一些义利之论的回想。古人云，“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又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大学》)。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解释，恰如中国古代学者通常所做的，带有浓厚的等级概念和政治色彩：“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类似的提法在中国古籍里常见。现代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以此类传统思想来理解，固然可以对赤裸裸追逐财利的庸俗有所针砭，却很难做出有深度的分析和解决。②托尼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虽然也包含斥责物欲的意思，其语境和用意却涉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宏观思考，即把人的尊严置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观点。
    斯密的《国富论》和托尼的尖锐批评 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研究自然是主要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服务，恰如美国一流的汉学家多致力于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各自研究的思路和角度因此也就有了特色和意义。一次大战以后，梁启超在访问欧洲时观察到战争和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危机，也着力于以史为鉴，设法在欧洲的教训里找出中国救亡图存的路径，因此论及了古希腊罗马以来的种种事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梁氏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弊端，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评论了那里濒临爆发的“贫富两阶级的战争”，批评了工业革命之后“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他担忧说，“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氏由此提出企业和劳动双方要“发挥互助的精神”以及“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呼应了西方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主张。
    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在当时的欧洲颇有市场，并且针对亚当·斯密以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提出尖锐和有力的斥责。作为一个经济史专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托尼成为英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宗教》一书里颠覆了亚当·斯密等人对自私和贪婪的纵容，也含蓄地批评了韦伯标榜的道德中立立场。该书2006年中文版没有收入托尼为1937年版写的序言。托尼在这篇文字里简要概括了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即基督教伦理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分离。“生意是一回事，宗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观念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很多思想家那里是不能被接受的，他们都认为无节制的贪欲是基督宗教的天敌。然而到19世纪，把宗教道德排除到经济活动之外的意图变成了现实，自私自利的财富聚敛由丑陋变成了美德。在英国，托尼认为，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宗教改革以后的两个世纪里，他在《宗教》一书里对此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一时期。③
    然而就托尼所批评的财利偶像崇拜而言，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也可以说是散布金钱拜物教的最普及的著作。托尼在正文里有三处直接提到了斯密：(1)中世纪作者痛斥的贪婪和利益博取在斯密看来是人的自然行为。在利润面前摆出道学家的批评样子，在斯密看来是“商人中不常见的装腔作势”；④(2)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基督教关于经济的道德规范逐渐被排挤出商业活动。这种倾向，托尼指出，即“亚当·斯密后来在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中作了概括的理论”；⑤(3)16和17世纪发展起来把经济利益追求看成是美德的伦理道德，为商业文明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这种自发的、不受理论约束的个人主义，早在亚当·斯密为其制定出哲学基础之前一个世纪，就已经成为英格兰公共生活的规则”。⑥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经典论述集中在下面的言论里：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非社会整体利益。但研究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自然而然，或者不如说是必然，会引导他为自己的资本挑选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的用途”。他“为的只是想尽可能增加他自己的利益”，结果“他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一个在其意图之外的目的”。⑦换言之，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时不必有任何道德顾忌，因为他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公益服务。哈罗德·拉斯基在《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里指出，斯密将商人的自私欲望抬高到自然法的高度，在指出国家干预弊端的同时将之妖魔化，把“最小的政府”等同于“最好的政府”，因为他，“工商企业的务实格言达到了神学的崇高地位”。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