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贪婪社会的产权结构得到调整以后，工人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创造能力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在《贪婪社会》第9章和第10章，托尼系统探讨了牟利的资本主义道德对现代职业精神和知识分子气节的摧残。他认为，资本家在19世纪60年代控制工人的重要途径是利用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而到20世纪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工人此时已经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已经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吃了智慧之果”。他们此时容忍被剥削的唯一理由是谋生的无奈。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指责工人的“自私”和“懒惰”。当工人认为自己在遭受剥削而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发挥到保证他们不被开除的水平，只是在“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下被动地接受自己作为资本工具的地位。此时，高度负责任的职业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是完全不可能的。(49)高水平的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因此也是不可能的。“灵动和充满热情的主动性”不仅是普通劳工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更是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工作的必要前提。被资本工具化、对生产经营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工人只能制造出质量低劣的产品。在资本博取利润的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被认为是“单纯地和直接地因为经济的好处而得到诱导和加强”。托尼尖锐地评论道，如果缺乏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直接的牟利动机只能让医生、教师和科学家最低限度地发挥出他们的才能，因为物欲只是满足了人类最低级的追求，因为单纯为满足物欲进行的活动是“奴隶的劳动”而不是“自由人的劳动”。经济利益的激励和“逃避饥饿与贫困”的动机不足以保证人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训练、传统和习惯”以及对自己从事专业的自豪感都是必不可少的。(50)
    资本主义贪婪社会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收买腐蚀他们的人格。专业人士按照资本家出的最高价格出卖自己，在托尼看来，“不是符合绅士风度的行为”。托尼毕竟是一个英国绅士。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尽管笔触尖刻，还是经常流露出含蓄和温润的一面，因此他的行文也有了直率和谦恭交融之后自然孕育的幽默。譬如他嘲讽博取高额收入的职业经理人说，古代部落首领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由他们拥有的母牛数量决定的，所以他们被称作“一百头母牛”；而现代职业经理人一个人的薪酬足够满足一百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需要，所以不妨称他们为“一百个家庭”。在改造了贪婪社会之后，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专业人士的尊严才能得到维护，因为他不再“为最高价格出卖自己”。在这里，在他对专业人士的告诫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
    任何人都不应该期望按照“自己的价格”来获得报酬，因为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灵魂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有权利要求得到的，以及其他人有责任帮助他得到的，应该足够保证他能够顺利进行他的工作。仅此而已。
    如果一个人有一份重要的工作，而且有充足的闲暇和收入保证他能够顺利从事这一工作，他拥有的幸福和亚当其他的后人应该拥有的幸福是一样多的。(51)
    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财富社会职能与所有者的割裂，并由此导致现代人的奴化，包括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商业化和猥琐化。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是恢复人的人格尊严，所以托尼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以人为本。托尼的基督教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清楚的展示。正如他在别处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其说是非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反基督教的”。一个收入超过普通工人百倍甚至数百倍的职业经理人不仅不再是一个绅士，而且也违背了基督教道德。
    基督教道德与现代社会改造 托尼的传记作者特里尔曾经说，“托尼将社会主义的新酒倒入基督教良知这个旧瓶子里”。托尼的思路是，通过基督教传统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基督教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这一宗教在现代一度下降的社会影响会得到恢复和加强。在宗教的社会影响下降的现代社会，一些人选择了世俗化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选择了坚持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说教和慈善事业。托尼的选择，是将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作为基督教信仰新的表述以及实践渠道。(52)赖斯曼也注意到，在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托尼推行以基督宗教道德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会遭遇到困难。问题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传统里，是否有可能找到与社会主义匹配的道德资源？托尼曾经说过，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可以被简化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念--制度的存在意义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制度服务”。他并没有试图把他的社会理想置放在一个非基督教的语境里，而是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出发来设定他的社会改革理想：人的原罪使得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成为人的本能的一部分和所有时代的特征。与此同时，上帝创造的人具有共同的人性，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并在信仰的基础上具备了改造社会的道德原则。(53)基督徒对上帝的爱必须通过对自己邻人的爱来体现，而对弱小者经济、社会和教育权益的剥夺恰恰违背了上帝之爱。认同这种剥夺的基督教就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了。(54)
    《基督教与社会秩序》一文是托尼根据自己一个发言提纲修订的。(55)他在这里清楚地解释了教会和信徒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他的设问有三：(1)基督教信仰是否体现为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2)如果基督教生活方式有其独特的存在，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兼容？或者说，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反基督教的？(3)如果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对立的，教会是否应该致力于社会结构的变革？还是仅仅呼吁信徒个人在道德上有所努力？托尼不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对信仰的生活意义的理解是直截了当的。对他来说，基督教生活方式是信仰对每一个信徒的基本要求：人的原罪决定了社会生活中的恶是长期存在的，但人又是上帝创造的，是耶稣牺牲自己来拯救的，即所谓的道成肉身。人因为分享了神性而拥有了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人对上帝的爱也必须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爱中，体现在认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56)在这样的语境中，平等意味着什么？绝不是抹杀人千差万别的丰富个性，也不是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后者必定导致人的个性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所有人，只是因为他们是人，都有着同等的价值”，他们都应该有足以维护他们人格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57)资本主义加剧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造成严重的不平等。所以，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教会不仅仅要提倡个人道德的完善。教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必须有自己的社会思想，对社会政策做出评价，呼吁教徒按照基督教道德来进行社会改革。(58)教育机会不平等、阶级分化和冲突、垄断资本家专权以及对私有权和金钱的偶像崇拜，被托尼列举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反基督教性质的四大弊病。其中的教育不平等是托尼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