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书的第5章(“结论”)对斯密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明确的驳斥，其实托尼整部书的宗旨就在于此。他对基督教经济伦理的正面评价与斯密的见解针锋相对：现代社会的弊端恰恰是因为基督教不再有效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恰恰是因为追逐财利的欲望被抬高到主流社会认可的价值观的地位。在理性、进步的美丽装潢下，如果把本来健康的经济效率由手段提高到目的本身，那么财富服务于人的福利的意义就丧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错误就在于，博取财利被当做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判断人在生活中是否成功的终极标准。基督教针对财富的核心看法是，道德诉求要高于经济欲望。对经济组织的合理评价必须包括并非纯粹经济的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不应该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和自由。因此，在本质上，资本主义社会对财富的偶像崇拜即是对基督教思想和道德的彻底否定。⑨托尼指出，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基本社会说教相反，斯密所推崇的经济个人主义甚至导致人们坦然接受对下层民众的残酷剥削：“必须让低下的阶级继续贫穷下去，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工作。”⑩在“结论”里和扉页上，托尼都引用了贝克莱主教下面这段话：“无论世人想些什么，如果他很少用心思考上帝、人心和至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成为一个钻营得法的利禄之徒，却绝对成不了合格的爱国者和政治家。”这段引语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斯密的经济学原则的直接批驳。
    斯密指出，封建社会崩溃意味着人民“可以享受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商人们可以自由竞争和扩大市场，“扩大市场也许时常符合公众的利益”，但是“限制竞争，必定会违反公众的利益”。(11)他虽然看到封建社会限制自由的一面，却否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他所迷信的经济人是被人为地从社会生活有机体中割裂出来的，游离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之外。托尼写作《宗教》一书的意图，则是借助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把人的经济活动重新置放在复杂的互动的实际社会关系之中，重建英国社会的和谐。(12)
    韦伯与托尼的差异和对立 在写作目的、基本结构和立场观点上，托尼的《宗教》也完全不同于韦伯的《新教伦理》。托尼的思路包括对中世纪西欧经济道德及其社会影响的详细探讨。(13)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第1章)是中世纪经济思想，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篇幅涉及这些思想在近代早期的演变，特别是路德和加尔文的观点(第2章)。托尼着力解释的，是贬斥和限制贪婪的基督教传统道德如何失去对人们工商行为的影响。而韦伯所侧重说明的，是新教伦理中一些特定的因素(不是整个新教的道德体系)，即他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说明勤奋、节俭和牟利等品德，如何对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4)韦伯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进行有力度的道德批判。他认为，新教伦理在帮助近代资产阶级起飞以后，“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而且，“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即便如此，韦伯还是认为，自己的任务在这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15)与韦伯的境界迥然不同的，是托尼对资本主义严厉的批判态度以及他推动社会改革的不懈努力。托尼的著述不仅是他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宣告和鼓吹其社会改革纲领的一种途径。他坚信，“在基督教会与财富的偶像崇拜之间，调和妥协是不可能的”。(16)
    科利尼注意到托尼与韦伯之间的分歧，但是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托尼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斥责与他基督教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是密切联系的。他在解读《宗教》一书时提出，托尼对近代早期宗教和社会思想进行研究和写作时不仅表现出他作为学者冷静的一面，也继承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资本主义针砭和嘲弄的传统，展示了他作为道德家激烈的一面。在托尼看来，基督教关于社会问题的学说总是力图限制人们谋求经济利益的自私倾向，在原则上不会允许其泛滥成灾，但是宗教改革以后，教会没有提出适应时代的思想来抵御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中世纪虽然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但是起码人们还没有“说服自己相信贪心是进取，贪婪是节俭”。经过16和17世纪的变化，西方基督教从以往自己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理论这两个领域退却了，博取财利的欲望被思想家们普遍接受，得到学者顶礼膜拜，被看做是社会前进的重要推动力。(17)不仅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资本主义对财富的偶像崇拜，认为财富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社会主义者也认为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利润。(18)
    那么，在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弱肉强食的惨状面前，人们应该做什么？托尼通过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活动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托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力图将基督教道德贯彻于他的社会纲领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9)
    二、现代工业社会的病理和解决之道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托尼，我们需要注意到韦伯和托尼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我们还需要对他的社会思想做出更系统的阐释，也就是讨论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
    托尼的生平和教育托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20)他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其家族以银行业和啤酒酿造业起家，父亲是梵文学者、殖民地时期印度的高级教育官员，他本人在英国的贵族学校和牛津大学就学。他的青年时代正值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他在布尔战争(1899-1902)爆发那年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的牛津大学师生乃至整个英国的精英阶层都对国内的贫富分化问题产生深切担忧，托尼所在的贝列尔学院院长凯尔德(Edward Caird)敦促他探索为什么富有的英国有那么多穷人，并寻求解决之道。托尼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是最早使用“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语的英国作者之一。托尼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和妻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是费边社重要成员，与工党政府联系密切，在1942年负责起草了《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一系列社会保障的建议，为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基本设想。
    1903年大学毕业以后，托尼对自己家庭的商业和殖民地生涯毫无兴趣。他热情地投身于救济贫民和教育劳工的社会工作，并在安排贫穷城市儿童到乡村度假的慈善组织工作。他在1905年进入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执行委员会。从1908年到1914年间，在工人教育协会和牛津大学的联合赞助下，他担任曼彻斯特地区工人业余大学的全职教师。尽管托尼出生在富有家庭，在英国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里，他不仅在思想上坚持和鼓吹社会公平和社会主义，也通过自己的工人学生了解了劳动阶层的生活，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一次大战爆发时，托尼甚至拒绝了军官的任命，自愿以士兵的身份参加法国前线的战斗。在1916年的一次战役后，托尼所在营的820人减员至54人，他本人在身负重伤后被送回英国。他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针对军国主义德国的战争有利于保卫英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同时也意识到，只有在战后的英国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经济秩序，让贪婪成性的资本主义文化被人们之间的友爱和伙伴关系所替代，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工人士兵才没有白白献出生命。(21)托尼在战后积极参加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就是尖锐批评资本主义的《贪婪社会》(1920)，并因此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讲师。他在这所学校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退休。(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