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秩序的建立有赖于思想的转变。在社会服务意识成为经济活动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托尼断言，个人经济利益的追逐将会被看做是可笑和滑稽的，就像20世纪的人看待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一样。追逐个人经济利益的狂热是现代社会的“毒药，让每一个伤口发炎红肿，让每一个微小的擦伤都变成恶性的溃疡”。要调整好现代经济秩序必须清除这一毒药，也就是贪婪的欲望，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必须把个人经济利益看做仅仅是生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生活的全部。社会必须说服自己的成员放弃发财的机会，因为这些不断增长的个人财富并没有相应的服务职能，因为博取这种财富的争斗让所有的人都受到热病的折磨”。(79)托尼在二战结束后曾经向美国读者介绍英国工党所实践的社会主义。他注意到美国公众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误解，譬如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他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与民主不矛盾，而且还要把民主原则由政治的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的领域，包括通过国民教育和继续教育体制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选择平等、摒弃贪婪”。托尼引用马修·阿诺德来批评美国过度强调竞争和成功的文化。在大多数人被剥夺，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的绝大份额时，如果政府袖手旁观，没有相应的改革和调控措施，个人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句空话，对资本家来说则是为所欲为。托尼承认，美国社会所重视的物质财富和生产效率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宣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关注的不是财富的数量，而是生活的品质。即便在财富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文明社会应该推动的不是收入和地位的悬殊差别，而是以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和谐。英国社会主义绝不是忽略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但是它的基础是以平等与合作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即便平等与合作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运作方法，“我们仍然应该坚持选择它”。(80)在别处，托尼也曾经强调说，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不可能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活动也不可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影响。英国社会主义者不单单诉诸经济利益，而且也诉诸正义、平等和人的尊严这些超越经济利益的伦理观念。(81)
    丹尼斯和哈尔西在评价托尼对英国社会改革的贡献时曾经指出，他毕生推行的伦理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实在的成就，“削弱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地位，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主张，即在人民团结的框架里实现个人自由，提倡有集体精神的个人主义和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二战以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证明了，诉诸人的尊严、社会正义和公平能够有效制约和控制资本家和市场经济的力量。到1948年，英国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是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的13倍，而在1938年是28倍，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缩小趋势。而1940年苏联高收入专业人士的税后收入是平均收入的50倍。英国人的心理也在福利国家文化的影响下变得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在1985年的一次民调中，当问到是否愿意多纳税来帮助全部人获得生活必需品时，74％的人回答说“愿意”。(82)到20世纪60年代，托尼和工党的改革思路受到来自左和右两个方向的批评。左派马克思主义人士指责托尼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保守党的自由主义人士则开始为鼓励竞争和重振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哈耶克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开始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变化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开始系统体现在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上。(83)托尼对伦敦经济学院(LSE)同事哈耶克的见解并没有十分重视。在1944年费边社的一次演讲中，托尼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附带驳斥了哈耶克的观点。托尼以美国西弗吉尼亚矿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境遇为例来说明国家干预的积极意义。当时的矿主为了控制工人不仅使用经济的杠杆，还挖掘了壕沟并架设了铁丝网，雇用了成队的枪手，甚至还有防止工人逃跑的空中监督气球。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政府如果对私有企业不进行监管，劳工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托尼还指出，现代资本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机器，可以凭借失业的恐惧让职工就范，也有各种形式的巨大社会政治影响，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侵犯所有公民自由的专制力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托尼看来，夸大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的不兼容性。计划经济和国有化作为调控手段并不一定是包罗万象的，不需要是微观的、事无巨细的官僚化管理，可以与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可以是宏观的战略调控，因此与自由和民主并没有必然矛盾。(84)
    工党布莱尔政府在1997年上台后力图纠正保守党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托尼的社会主义思想再度得到重视。理查德·伍利曾经探讨过托尼对工党新政府的深刻道德影响。他指出，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批评了资本主义的贪婪，呼吁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平等尊重，倡导有利于消除贫富分化的社会政策。这些理念在布莱尔政府的政策中，特别是在他致力于帮助贫困儿童接受良好教育的措施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用布莱尔自己的话说，“我们给出的是机会，我们要求的是责任感，我们就是这样来建设强有力的社区。”通过促进教育平等来改革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状况和增进社会和谐、提升所有民众的人格尊严，由这里可以看到托尼及其同道与布莱尔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85)
    无论是韦伯还是托尼，思想价值观念始终是历史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所以他们都重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之间的联系。“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托尼在《贪婪社会》结尾的这句话，以及他在一生中所写的全部著述，都反映出了他所追求的以人的尊严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面对“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犹豫，尽管由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后“死去的宗教信仰”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并非没有认识。(86)如前所述，托尼在《宗教》和其他著述中一直立场鲜明地把资本主义的胜利看做是包括新教伦理在内的基督宗教道德的失败，“在基督教会与财富的偶像崇拜之间，调和妥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偶像崇拜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的宗教。托尼由基督教立场的资本主义批判走向了社会主义。韦伯的思想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复杂和密切的关系，他也对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过一些敏锐的评价，但是他始终在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层面明确拒绝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始终抱有悲观的看法。与托尼在英国工党内部的积极活动形成对照的是，韦伯在政治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距离。(87)而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上风时，崇拜哈耶克的撒切尔夫人据说不仅崇拜亚当·斯密，也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韦伯的影响，至少借鉴了韦伯以基督教道德美化资本主义贪婪的思路。(88)韦伯只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术假说，托尼却直面和抨击资本主义，呐喊了、实践了他的社会公平理想，成为一位“四季常青的社会主义者”。(89)他还传递给布莱尔等当代工党领袖和知识分子一笔珍贵和厚重的精神遗产。因为他的思想，也因为他的人格，理查德·亨利·托尼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回顾和眷念的英国绅士的背影。温和宽厚之中，他的言行也充满了为社会改良和劳工阶层福利不懈努力的执著精神。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毕竟是当代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我们近些年在历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重视乃至好感，折射出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对我们的影响。认可市场经济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赞成贪婪社会的人欲横流。我们的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应该加入到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在经济学家谈论效益的喋喋不休之外，应该有另一种呼吁关怀劳工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声音。这是托尼在英国为自己同胞发出的声音，也是我们今天为和谐社会建设应该做的分内之事。正如托尼在驳斥哈耶克的时候指出的，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通向自由之路，而真正让人们奴化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