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尼注意到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曾经把平等说成是美国社会的根本大事，是他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托尼同时也注意到托克维尔的另一个观察，即美国的工商业也可能产生“贵族制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的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有可能出现两种形态。其中一种具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至多只能被理解为“政治民主”，没有“社会民主”(社会经济平等)的性质。这样的民主是一种“社会寡头制”。另一种民主社会不仅注重政治自由，而且也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平等，因而能够保证民主制度的稳定和深化。“政治民主与极度贫富分化只能结合成一种不稳定的化合物”。托尼还指出，“民主如果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没有别的内容，那么它只能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启蒙运动提倡人的尊严和对人的尊重。这份尊重，在托尼看来，与中世纪文化里对上帝的尊重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基督教把人看做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真正对立的是资本时代的物质主义，即把工商活动和物质财富看做人生目的、把劳工看做是达到该目的的工具。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内在逻辑联系并不是民主，而恰恰是特权和独裁。在议会民主政治的形式下，资本家不仅要维护自己在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教育上的特权地位，而且要通过掌控权力来维持这样的现状，所以真正的社会民主难以实现。(60)突破资产阶级特权和独裁的唯一途径是社会主义。托尼赞扬英国工党在一战以后重组时明确采纳的社会主义纲领，也完全认同他们在社会改革中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立场。但是他对工党两次大战之间执政时期的表现也有尖锐批评，认为他们在推进社会平等方面的动作迟缓软弱，对资本做出太多妥协，没有贯彻自己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承诺。他们“急于安抚自己的对手，而不是那么急于满足自己的朋友”。(61)
    教育公平与福利国家方案 在政策的层面，托尼通常并不试图把社会主义与他的基督教道德直接联系起来。他针对工党政策发表的意见通常只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层面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为了逐渐消除资本主义、建设一个能够符合基督教伦理和思想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平等》1952年的增订版里面，托尼总结了二战前工党政府的政策失误，即推进社会福利的犹豫不决，同时也赞扬了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在战后福利国家建设上的贡献。从务实的角度看，托尼认为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最有效手段有二：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譬如100万英镑以上遗产的税率由1938年的50％上调到1949年的80％；其二是推动教育机会平等的政策，譬如把公立学校办成和私立学校一样卓越的教育机构，后者是英国上流社会历来推崇的精英制度，却是平民子弟不可能负担得起的。(62)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以托尼的妻兄威廉·贝弗里奇起草的《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蓝图的。这个所谓的《贝弗里奇报告》在战后由艾德礼政府付诸实施，并在法律层面上体现为《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法》、《国民补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这四项社会立法。(63)
    托尼在1931年出版的《平等》第一版里就已经系统鼓吹这些立法所体现的社会平等思想，要求政府在医疗、住房、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等方面帮助民众，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托尼特别关注的是教育平等，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英国在西方国家里曾经以鲜明的阶级意识著称，其教育制度是这种阶级分野的最重要的缘由和保障，托尼称之为“英国教育承袭自其传统的祸害”。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子弟所享受的高水平中小学教育来自私立学校，这保证了他们进入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学府继续他们的高等教育，并因此在宗教、法律、行政、殖民地、银行和铁路等关键部门占据领导地位。托尼引用一组统计数字说，在1926年，大批在私立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士组成英国统治阶级的骨干力量：在80位高级教士中有71人，在181位法官中有139人，在210位高级行政官员中有152人，在88位殖民地高级官员中有63人，在132位银行和铁路管理人员中有99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十几所以伊顿公学为代表的最具精英色彩的、同时又是最昂贵的私立学校。托尼指出，尽管大家已经意识到，劳动阶层子弟上的公办小学在教学质量上并没有理由是低劣的，但是由于政府拨款的不足，这些学校设备和建筑老旧，师资力量薄弱。而且在二战以前的英国，政府资助的全民义务教育只覆盖到小学。工人子弟没有经济条件上私立中学，而费用低廉的公立中学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平均七个公立小学学童中只有不到一个有机会进入公立的中学。这一状况严重限制了劳工阶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机会。托尼提出的修正建议是，英国不仅应该要求私立学校对低收入的阶层开放，也必须在提高公立中小学质量的同时，把全民免费教育扩展到16岁(大体相当于我们的初中)。(64)
    在《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里，托尼写道：“没有一种自尊的平民主义能够允许高级教育是能缴学费的人的专利品，也没有一种智识的团体能够忍受因为这样的制度而致经济上及道德上的极大损失。大学教育当自由开放，像英国公立小学现在一样，和在某几国的中学一样，不收学费。这种日子应当从速实现。”(65)由于当时正值20世纪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政府对增加教育投资没有积极性，觉得负担过重。托尼指出，此时巨额军费开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说，“徒然叹息教育经费之过巨，却不去考虑一下教育费用之增加能够增加儿童健康及启发儿童智识这一层，其愚蠢恰像讨究进支对照表之时，只见支项而不见进项一样。”他的信念是，“不良的健康及愚蠢的无知实在是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忍受的重负，而教育呢，却可以减少这种重负，所以教育并不是一种重负，而是一种政策”。也就是说，在教育经费的充足投入上，政府“不能以经济缺乏的理由推诿”。(66)这话似乎就是赠送给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因为我们似乎被那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神秘的“4％”困惑至今。托尼宣告说：
    最大限度的教育平等，不仅是最大多数的社会特权，也是社会主义和官僚统治的一个分野的条件。社会主义之理想想要成立一个基于公民自由合作的社会，而这一个社会要依赖于教育之最无限制的普及的。(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