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贪婪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背叛基督教伦理，并经历着由此而来的道德危机，即这是一个特权社会。一方面是财富的无节制攫取，另一方面攫取财富的机会与出身、教育和上层人士固有的其他特权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化上，财富成为判断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富有者的生活方式呈现“新贵”特色，并借助教育特权等手段巩固自己的既有地位，而劳工不仅贫穷，还被看做是“粗俗、无用、无价值”的。(39)
    (3)新的现代物权观。托尼在《贪婪社会》和《平等》里很少使用“社会主义”一语。他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和国家对经济一定程度的调控。(40)他并不否定财产私有权，而是力图区分合理的私有权与不合理的私有权。他的标准是什么呢？私有权可以是健康和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而且没有这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的劳动成果就无法保证为劳动者自己所拥有。托尼使用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来说明这样一种合理的私有权。这项权利保证了劳动者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保证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他指出，封建社会的危机就来自于贵族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贵族掌控了土地，却不从事劳动，使土地与其社会服务职能脱离。财产“得到保护不仅是为了它的所有者，也是为了使用它工作的劳动者，为了使用劳动者产品的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因为没有财产的安全，没有人会去生产财富，也没有人会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41)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私有财产存在形式恰恰是与生产活动分离的，以股权、租金、红利和垄断暴利等形式存在，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物权，其目的是“获利、剥削和权力”，而不是让“所有者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42)大多数人，无论是劳工还是教师、医生、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和作家，都生活在保护资本家财产和利益的法律之下。托尼指出，后者所掌握财富的一半就足以造福整个社会，消除传染病，给大众提供教育机会，改进英国的大学，提高英国工业的装备，但是如果对私有财产的偶像崇拜观念不改变，法律和政府所关注的将主要是如何保护富人的财产，而后者绝无将自己的财富付诸社会公益的意图。一个健康、有创造活力的社会必须认可具有社会服务职能的私有财产，必须改变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的状况，将财产权扩大为大众的权利。在极度贫富分化的情况下，获得微薄工资的工人不可能有效率和有创造力地为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工作。托尼还在这里谈到社会革命的危险性。当资本家为了博取利润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并以保护财产权的名义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私利的时候，工人做出激进反应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危险也随之增加。(43)
    那么托尼心目中理想的现代物权观是什么呢？如前所述，他认为，一个现代的健康社会不应该有人对人的压迫，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在这样一个社会，财富的获取应该是与“社会义务的履行”相联系的。他称之为“职能社会”，因为在那里人们主要关注的不再是谁拥有什么，而是谁履行了什么社会服务职能。(44)这样的社会可以有多样化的形态，不过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譬如：教育必须成为惠及大众的权利，而不是富人的特权；工业的管理权不应该属于私人资本的代理人，而应该由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掌握；如果需要使用私人资本，应该支付尽可能低的回报；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都必须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以避免经济和政治腐败的发生。就物权问题而言，“重新组织经济生活的第一步将是废除那些没有社会服务职能的私有财产”。托尼称之为“反社会财产”。他以此批评英国的私人矿主和拥有大量矿山股份的人，以及收取房屋租金的人。他说，矿主们可能都不知道煤矿是什么样的，却在伦敦舒适的书房或者乡下的别墅里坐享其成。而对劳动者拥有的土地、店面和其他生产资料，社会不仅不能剥夺，反而要予以鼓励和推广。(45)
    三、人格、教育与社会公平
    资本主义对人的最严重打击不只是经济的剥削，而且是精神上人格上的奴化，包括迫使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劳动高度商业化，迫使他们猥琐地接受物质利益的诱惑。托尼对物权的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通行观念完全对立。他认为物权或者资本的意义在于，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职能是协助人的劳动，而不是强迫人的劳动为资本博取利润的冲动服务。如果劳工是因为饥饿或者对饥饿的恐惧而工作，他们不可能有效率地工作，即使资本家通过加强监督、通过奖金的诱惑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役使他们，劳工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有荣誉感的职业，不可能发挥出自己能力和心智的全部。在极端的情况下，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超经济的手段直接剥夺工人的人身自由，出现所谓的“工业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牟利精神弥漫的环境下，不仅普通的产业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积极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也将荡然无存，譬如医院可以轻易地由治病救人的专业机构蜕化为牟利的商业机构，把需要救治而没有能力支付高额费用的穷人拒之门外。(46)培养劳动者专业精神的唯一途径，把他们由资本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改变贪婪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产权结构改造的成功与人格尊严的维护既需要教育机会平等，也需要基督教道德的教化作用。
    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猥琐化 托尼并不认为社会革命和简单直接的全盘国有化是可行的办法。如前所述，他在原则上并不认可全面废除私有制。在《贪婪社会》里，他使用两个概念来谈论社会主义改造，即“淡化”(attenuation)或者“废除”(abolition)资本主义私有制。国有化不应该是机械和无所不包的，因为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仅农民和工人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应该予以保留，而且对大工业的改造也不一定用简单国有化的办法，可以用更多样更灵活的办法，譬如可以用支付给资本家固定利息的办法来赎买他们对工业的控制权，从而“淡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劳动者和消费者以社会服务为目的来管理企业。(47)国有化，并不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经常批评的那样，一定意味着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国有化并不一定是资产和资产管理的官僚化--国有资产经营并不一定只有中央政府官员从上至下进行集中管理这一种办法，消费者、专业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可以联合组成各种方式的管理委员会。但是国有化也不一定适用任何经济领域，也不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也就是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应该被看做是纯粹的、不可调和的两种形态，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处理所有权问题，前提是保证所有权与生产的社会服务目的能够和谐一致。(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