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托尼看来，是对“资本主义农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一种回应。在为比尔的《英国社会主义史》所写的导言里，他曾经这样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既是批评，同时也具有建设性，既是一种志向，又是理论、预言和计划。它的目的是否定以个人利益为动机和以无节制竞争为方法的经济活动导向，代之以更加符合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的生产组织原则。”他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英文词最早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含义包括：社会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合作，而不是相互之间的无情竞争；资本不应该是个人拥有，也不需要全盘国有化，而应该是集体拥有的。(33)他承认，对社会主义通常的理解来自于对放任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即认为现代社会经济弊病的根源是经济生产缺乏调控和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智慧的选择应该是：既不要笼统地攻击私有财产，也不要笼统地捍卫私有财产”。(34)与之对应的是，评价国有化也不宜笼统和教条，也应该注意其具体的运作方式。托尼注意到，西方社会对国有制的批评通常是模式化的，即认为国营经济一定导致低效率运营，并以此来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对此他回答说，国有制可以有多种管理模式，并不一定要采用低效率的官僚化模式。(35)也就是说，托尼的社会主义是对放任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既不是对私有财产的全面彻底否定，也不是建立国家掌控经济生活每一个细节的官僚体制。那么他对社会主义的这一种理解的缘由是什么呢？他的社会主义情结首先来自他对资本主义道德的彻底绝望，其次体现在他力图按照基督教社会思想探索和阐释适应现代的新社会经济伦理。托尼的信念是，贪婪的价值观导致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和重建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人们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托尼本人的工作主要是宣传这样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而其中的基督教道德层面，他在早年写作的《札记》里曾经这样精辟地概括说：
    一切道德的本质在于：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无比重要的，因此任何利害的考量都不足以证明人对人的压迫有一丝一毫的正当性。但是，人如果要有这样的信念，就必须信仰上帝。根据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来评价他就等于是允许这个人成为这个秩序的牺牲品。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与每一个人的灵魂有关的权威超越所有其他人，我们才能够在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把人当做是目的本身。(36)
    承认上帝这个超越所有人的权威，才能够避免把一部分人看成是比另一部分人高明，才能够真正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是托尼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即由此发生。资本主义的贪婪，在托尼看来，本质上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蔑视和剥夺，是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对另一部分人基本生存权的践踏，因而也在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在其社会意义延伸上的基本原则。
    (1)基督教道德沦丧与贪婪社会的形成。作为一个伦理社会主义者，托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从经济基础开始，而是从道德分析入手。正如他在《宗教》一书里面谈到的，现代资本的贪婪起源于基督教传统道德的淡化和沦丧。这一问题，他在《贪婪社会》里有更加系统的论说。他注意到精神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重大影响，不过他不是像韦伯那样肯定所谓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推动作用，而是指出，爱人和关爱社会公益的基督宗教道德的衰落释放出了自私自利的个人欲望，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经济生活的职能，托尼强调说，是人们通过互相合作创造财富，从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也就是说，其职能是服务，其手段是合作。(37)工业革命时期急剧的贫富分化、资本家欲壑难填的贪婪和劳工空前悲惨的状况，是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细微和缓慢的道德价值观变化的一个终极结果。封建社会人们的服务与合作精神受到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侵蚀，所以在反封建的革命中被破坏了。在这个背景下，教会和国家在18世纪逐渐放弃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基督教道德的约束作用大大减弱了，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开始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并被与社会公益割裂开来。不论是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还是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天赋人权”，都把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和不受限制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抬高到不可置疑的地位，抬高到人的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这样一种新的“态度”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封建特权被消灭了，但是人的贪婪和自私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无限空间，资本主义贪婪社会由此形成。(38)
    (2)贪婪社会的道德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即贪婪社会。如果财富和生产资料没有社会公益原则的制约会变成什么样呢？在托尼的笔下，我们看到一幅可怖的图画--19世纪英国的社会情势。这一时期人们对财富的理解完全脱离了财富的社会职能。财富仅仅被看做是有产者的权利，而与财富相联系的社会服务职能完全被忽略了，形成了一个“无职能财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即有产者只凭借法律上的所有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他们不直接从事生产，甚至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使用专业管理人员)，却可以不顾社会公益随意处分自己的财产、无节制地利用各种致富的机会。任何干预资本家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关于劳动保护、禁止产品造假、改善出租屋卫生条件的立法，都被指责为侵犯私有权，被指责为“盗窃”。托尼喜欢使用的一个例子是，在煤矿私有的情况下，矿主的利润究竟应该有多大？按照矿主对私有财产的理解，煤炭工业的目的不是服务社会，而是为他们产出利润。他们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矿工的工资和福利必须尽可能地低，而售卖给消费者的煤必须尽可能地贵。托尼认为，这正是政府需要介入干预的问题，政府不应该让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指挥“贪婪去制止贪婪”。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所利用的是贪婪这一人身上最强有力的本能之一。这一贪婪社会将人的心思集中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上，并给予财富积累无限的空间，释放出人的一个最强有力本能，而不是鼓励人们关注社会义务的履行，因为社会义务将限定人的活动，界定人们活动的目的。对强者，它给予了无节制行使他们力量的自由；对弱者，它让他们期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变成强者。在强者和弱者眼前，它炫耀的那件金色奖品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努力争取。它告诉所有的人，世界上别无目的，有的只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别无法律，有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欲望；别无制约，有的只有他们自己认为明智的选择。它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宇宙的中心，让道德原则解体，只剩下机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