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这种认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从一般规律上讲，只有自身摆脱了暴政的人，才有可能对这种暴政以及导致这种暴政的历史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其次，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发展上讲，这样的反思也的确是在1945年摧毁了纳粹暴政之后，甚至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很久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因此，国内外研究德意志反思问题的专家们便自然地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战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反思发展上。
    然而，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如果从“德意志人的反思”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场“德意志人的反思”早自1933年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
    1933年4月7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后，纳粹党执掌的政府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大学校园内开展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时，也就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民族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
    随着这个纳粹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这场“清除非雅利安精神”的运动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得到了贯彻。1933-1945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50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12000名文化知识精英。遭受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达2400多人，他们当中有1400多人选择了流亡，其中的1090人流亡到了美国。在这些被美国高校接纳的科学精英中，有300多人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① 正是他们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反思的缘由
    政治理论研究是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对美国政治学科施加强烈影响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的快速发展与对纳粹主义的研究紧密相关。在对纳粹主义以及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德意志的政治和历史发展。
    1945年以前，对德意志历史真相的理解打有一种特殊的“德国形象”烙印。这种“德国形象”是以那种“德意志精神”与西欧精神之间一直保持对立为基础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对立在德意志人的思想中就一直存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年代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达，而这对于德意志以及欧洲现当代史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德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家维尔纳·佐姆巴特早在他于1915年出版的著作《商人与英雄》中就作过这样的表述：“德意志人在思想感情上是拒绝所有那些亲近遥远的英国或西欧的东西的。”②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德意志人要在思想感情上加以拒绝呢？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议会制民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党政治体制。不仅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者，甚至连德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文学家托马斯·曼同样受到其影响。他在1918年出版的著作《一种非政治的思考》中这样写道：“这种精神与政治区别包括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灵魂与社会的区别、自由与选举权的区别、艺术与文学的区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是文化、灵魂、自由、艺术的，而不是文明、社会、投票权、文学的。德意志的这些概念来源于文化范围，而西方的那些概念则来源于文明和民主范围。总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③
    关于为什么德意志与西欧在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上会出现这种区别和对立的问题，在1933年以前，没有任何政治学家、实事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给出过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当人们阅读那些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研究的论著时，就会发现，他们对德意志政治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解释，对于推动战后的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在流亡中最先引导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与纳粹主义问题相关的所有研究都不是由美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而是由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其原因也并不复杂，首先是客观局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强烈政治需求。由于孤立主义的长期影响，美国政治学家们过去很少关心国外政治事态的发展，以致他们对欧洲事态的发展显得相当无知。随着欧洲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益紧张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参战，这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由此也出现了一种对各国专家、尤其是德国专家的巨大需求，需要他们来提供有关中欧和西欧的广泛知识，这种局势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机会。不仅美国那些大的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向这类研究项目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钱；而且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当中的许多人，或是作为美国军队内部的教师出现在各种培训班的课堂上，或是作为美国国家重要情报部门的研究人员在发挥作用和影响，或是经常性地为美国政府的各种相关部门提供咨询。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