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会发起对纳粹主义的研究，除了这种局势上的客观原因外，还有更为根本性的主观原因。这些被迫流亡的德国社会科学家，几乎无人不思考导致他们流亡的真正原因。而且，在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背景面前，在流亡美国的经历中，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已经成为了自由的孤岛，他们担心这种自由会由于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而受到威胁，而这种发展已经在德国导致了自由的末日。因此，他们力图通过对德国的分析来阐明导致纳粹暴政的原因，并为消除或调整这些矛盾提出种种建议。
    这些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迫流亡的具体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是作为犹太人，或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被纳粹暴政视为敌人，被迫流亡西方寻求避难，最后大多到了美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德国不同思想圈子中的成员而进入流亡的。在这场向海外的流亡中，他们也很自然地再度形成了各自圈子的团体。例如，那些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的成员，以及那些团结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办的那所名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中的成员，就是如此。⑤ 总的来说，这两个团体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而流亡到土耳其的“德意志集团”和流亡到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团体，则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联系纽带的。还有一些德国社会科学界中的著名人物，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特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赫尔穆特·普雷斯勒以及威廉·洛普克等人，他们的流亡虽是单独进行的，但在思想上则是与以上那两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团体有联系的。
    无论他们流亡的具体原因有多么不同，他们关心的问题则是共同的：即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德国、它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局势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德意志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问题。这是因为，当他们将这个纳粹主义国家作为一种与自由民主制度对立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形式”来定位时，就不能不去探讨造成德国这种政治发展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上的原因，为此，也就不能不去首先开展一场关于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
    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最先对纳粹国家与它所来自的这个社会的关联问题展开研究的，是流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位“批评式的社会理论”的倡导者，自1934年带着“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经瑞士日内瓦流亡到美国纽约以后，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⑥ 在他1939年发表的论文《犹太人与欧洲》中首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谁不想去谈论资本主义，谁就会对纳粹主义保持沉默。”⑦ 事实上，这段话也最为深刻地刻画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的基本倾向。
    马克斯·霍克海默从社会学、经济学、现实社会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评等角度，对以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他提出了如下观点：“当市民启蒙运动的理性走向反面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带着它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体现的正是对这些倾向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实现，这些倾向本身存在于市民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市民阶级的工具理性，在理性的经济和理性的统治中体现出来，并在它连贯性的发展中，通过垄断、中央集权化政党的官僚主义，导致了一种对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排除。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人民大众实施的纪律化，以及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社会上个体思想独立性的消除，并因此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扫除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权威国家是一种社会形式，从可能性上讲，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性中，但是，一旦当这种国家建立起来，便不再能通过理性的手段，即经济、政治改革的手段来废除了。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式的社会理论，才能扫除这种迄今为止汇入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窘境，这种社会理论的理性是建立在反思哲学、科学、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基础上的。如此看来，野蛮或自由，这是没有选择的。”⑧
    这篇论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发表的，而随后的两年间，正值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战争初期快速胜利的时刻。因此，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41年发表的论文《理性的末日》一文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极权主义的大众化社会，通过中央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使经济得以重建，并取得了更大的效率，而且它的稳固和效率，使它几乎不存在因内部矛盾而被粉碎的可能性，无论是经济界、军队，还是官僚或政党，从长远来看，都不能被视为抵抗的载体。因此，这种暴政只能寄望于外部力量来摧毁。”⑨
    自马克斯·霍克海默1939年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相关论著中产生出四种彼此有联系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他们都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来理解这种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来源：一是埃米尔·雷德勒关于“从阶级社会向大众化社会过渡”的理论；二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三是弗朗茨·诺伊曼关于“政党独裁与大工业界联盟”的理论；四是汉娜·阿伦特将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视为“与大众化社会唯一相适应的独裁组织形式”的理论。
    “大众化社会”理论是首先与“流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埃米尔·雷德勒在他1940年出版的著作《大众的国家，无阶级社会的威胁》中指出：“社会的分化要追溯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早期时代，它导致了社会分工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形成。在诸多政治组织的帮助下，这些阶级表达了他们不同的利益，而这些政治组织都试图对政府施加有效的影响，这样也就形成了议会民主制的基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日益理性化，纪律的强制得到了发展。因此，不同阶级中的受雇者的生存局势彼此间得到了如此的适应，以致个体的区别在消失，相同的个体被‘大批量地’生产出来。但是，这些相同的个体只是通过外在的经济强制才集合在一起的，由于个体生存对市场的依赖性以及现存的失业危险，过去那种集团利益不再能被视为一种普遍的、能为这个社会整体接受的理由了。于是，通过议会讨论来达成一致的统治方式瓦解了，与此同时，通过政党来达到利益之间的平衡也就变得不可能了。这种发展还由于‘新中间等级’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因为这些等级并没有传统利益的代表，又由于在经济上受到了威胁，他们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正是在这种局势中，社会与国家之间通过政党来实现的调停被毁掉了，国家与‘原子分裂式的’个体组成的大众对峙着。由于缺乏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空间，大众对于能调动感情的运动及其‘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缺乏抵抗力。这种运动一旦夺权，便不再允许社会集团各自不同的独立生活继续存在，它通过对大众进行严格组织的手段来追求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到这一步时，这种极权主义式的大众化国家便产生了。”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