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纯自由主义”的观点，流亡美国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迅速地做了反应。无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还是埃米尔·雷德勒都进行了这样的反驳：“难道这种纯粹以市场为方向的自由主义没有由于销售危机和失业危机恰恰显示出这种社会的矛盾性吗？难道纳粹主义没有成为这种矛盾性的受益者吗？难道魏玛共和国没有由于抽搐式地维持议会制的游戏规则而阻碍与它的敌人作斗争吗？”(22) 尽管这样的反驳都是有根据的，然而具体的答案却并不简单，因为他们是站在一种理性、自由的、否定希特勒暴政的立场上的。事实上，早在1941年，“流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海曼在他的论文《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中就曾这样写道：“希特勒主义将自身解释为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理，以致这种判断能要求一颗真理的微粒。当然，这是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粒，但它也大得足以能作为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的基础来服务。希特勒主义甚至还走得更远，它竟然冒充起基督教的保护人来了，而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真理，以致这种歪曲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表达。但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事实真相中，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希特勒主义绝不将自己解释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因为，自由主义是希特勒最仇恨的敌人。”(23)
    显然，这些流亡美国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拒绝自由主义，他们提出的新理论也并没有与启蒙-自由主义的个体思想、与天赋人权为基础的自由思想相冲突。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产生纳粹主义，而是将纳粹德国的发展视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常现象”。这也正是他们“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来源。在他们的视野里，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内涵扮演着一种远比资本主义形式大得多的角色。他们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以及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探讨，本身就是以捍卫这种民主自由为基础的。
    这些非教条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能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与“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纯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看到了那种“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矛盾和危害，因而主张，在战胜纳粹暴政之后的德国，“通过一种国家积极的社会政策手段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以防止纳粹主义的危险。”(24) 在这方面，流亡瑞士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洛普克表述得更为详尽，他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的社会危机》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会给社会带来何等的灾难。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框架中，必须将社会公正、人道主义的原则置于与个人自由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国家必须对市场规则之下的个人利益进行调整，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平衡。”(25) 与此同时，为了欧洲战后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还特别提出了在一种在联邦制框架内“建立政治和经济上自由的欧洲战后新秩序”的设想，“以确保战后欧洲各民族之间实现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并最终走向欧洲统一”(26)。
    所有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欧洲联盟”的发展方向。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实践，从根本上避免了战后这个新生共和国重蹈魏玛共和国覆辙的危险。正是在这场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一场对纳粹暴政和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才在联邦德国的大众中真正开展起来。它实现了德意志人与欧洲邻居们之间的和解，并坚定了德意志人充当“欧洲联盟拱顶石”的决心。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那些当年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所设计和期盼的。因此，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思想财富，才为战后德意志民族对纳粹罪行的“反思”定下了基调，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立才得以消除，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和精神文化才在文明化的民族范围内找到了它的“回乡之路”。
    纳粹暴政是德意志特殊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矛盾激化的产物，更是纳粹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体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以及手段上的超现代化运动三者的结合。纳粹主义以种族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它强调的是个体必须对超级权力的绝对屈从，同时以歼灭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为目标。它贯彻的是种族化的暴力与战争，铲草除根式的灭绝，“生存空间”的夺取，民族主义的生物化理论和反基督教传统。因此，这种极权独裁的恐怖暴政在1933年的建立，标志着德意志历史进入了它最为黑暗的时代。
    遭受纳粹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德国”的代表进入流亡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他们就曾作为“德国批评式的社会科学传统”的代表，参与过对“魏玛文化”的创造。与那些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主流派不同的是，这些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一批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人。作为德意志人，他们追求的不是民族文化狭隘的孤立化，而是民族文化开放的国际化；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这本身反映出他们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之间是有着某种基本认同。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被作为“非雅利安精神”的代表者，成为纳粹暴政之下的迫害对象而被迫流亡时，也就意味着德国知识界内部的一场彻底的分裂。
    当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带着他们“德国批评式的社会科学传统”和“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流亡到有着长久移民传统和西方民主传统的美国社会时，当他们看到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不断受到威胁，德国的侵略扩张不断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时，他们便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在这场关于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他们提出的有关纳粹极权主义的起源、统治形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新理论，他们为考察德意志特殊历史发展道路所提供的新视角，他们对“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对战后“自由的欧洲联邦新秩序”的计划设想，不仅是具有开创性的，而且是具有国际性的，因而也使这场“批评式的反思”超越了现实关系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因此，他们的思想财富不仅能带来整个西方政治理论领域的突变式发展，而且能影响到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影响到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整个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