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相关研究显然是针对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他们进一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一种政治上采取积极行动的市民阶级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卡尔·迈尔、爱德华·海曼、弗朗茨·诺伊曼、特奥多尔·盖格尔等人的著作都做出了回答。他们的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历史阶段从中世纪一直延伸到当代。而且，这两个历史现象是要特别对“德意志特殊道路”负责的：一是德意志第一帝国时代特别的统治结构，二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流亡社会史专家赫尔穆特·普雷斯勒早在逃出德国之后的1935年就出版了他的著作《德意志精神在它市民时代开端中的命运》，这本著作后更名为《迟到的民族》，并于1959年和1974年两度在德国再版。在这本名著中，赫尔穆特·普雷斯勒作出了如下表述：“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代，由于中央权力的缺乏，皇帝处于一种依赖选侯们的软弱地位，帝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自治，促进了邦国的‘地方分裂化’局面。在这个松散的帝国联盟中，这些邦国只是通过皇帝个人才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方利益上的区别化，由于宗教改革，被添加了一道附带性的新教与天主教邦国之间深深的鸿沟。然而，路德对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参与份额还不仅如此，路德关于‘外在被奴役而内心自由’的学说成为了这个德语世界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被要求服从，而这个世界又肯定是既无公正、也无博爱、更无基督的爱，是与那个信仰的‘内心世界’相对立的。因为这个‘内心世界’是由对基督的爱、博爱和信仰自由来统治的。这种矛盾要归因于这一点：人们将世俗的权威作为‘必要的’祸害来接受了，在它的面前，人们毫无抵抗地躲进了‘内心世界’之中。”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研究：“在路德的强制教会中，能看到那种在科学和文化的世俗精神领域里寻求宗教意义的理想化倾向，而与此同时，又避开那种被视为外在的和非精神的政治干扰。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虔诚正是德意志市民阶级不问政治的文化原因，而且他们对于使用暴力方式来反对一个旧政权是毫无兴趣的。”(18)
    带着这个课题，这些流亡社会科学家们进一步深入到对德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分析之中，并追踪了德国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那种合法的“解释公式”的发展。对他们的研究可作如下概括：德国迟到的工业化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路径而来，引导这种国家发展的是古典主义的贵族、军方和官僚精英，他们的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这场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德意志国家的权力潜能。尽管市民阶级的经济利益也被这些古典主义的精英所察觉和关照，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市民阶级又缺乏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改革的后果是混合性的，从中产生出一种需要：造就一个德意志的完整国家，但它并不是仿效那些众所周知的西方模式的。由于德意志明显缺乏那种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社会模式，缺乏实现一个民族国家实际可行的政治可能性，因而在一种浪漫主义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有机体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遵循着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它是以每个民族发展中的那种“历史一有机地”成长起来的独特方式为出发点的。因此，一种反西方模式的、以文化民族为方向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可能。
    这种发展倾向由于市民阶级知识精英的教育方向与工业化的异化效果之间的碰撞而得到了加强。教育、文化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这场对立，导致了那种具有反理性主义、反文明成分的“文化悲观主义”。早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初，这些市民阶级的知识精英便已经受到了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危机的震动。与此同时，他们所能运用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市民阶级的政治文化所负载的合法性公式；恰恰相反，而是那种全德意志的、染上了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带有它反议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却被视为唯一的爱国主义而保存下来。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为生物学上的推理和反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不断膨胀的行动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而那些在“凡尔赛和平”中得到表达的“德意志灾难”，仅仅在加强这些倾向。因此，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得出这个结论：“在经济危机导致的矛盾激化中，这条道路便带着它对一种新的、‘亲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反叛，走向了这种极权主义的社会。”(19)
    必须承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所提供的历史视角，正是对德意志历史发展进行全面反思的真正开端。尤其当人们注意到以下这一历史事实时，就更能感受到他们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了。众所周知，联邦德国的史学界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近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而战后新一代的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正是在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财富的指导和影响下，才开始去对德意志历史进行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反思的。也正是这种学术界的深刻反思，才最后带动了联邦德国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
    四、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反思
    在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那里，这种对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并没有到此终止，他们还继续探讨了导致魏玛共和国没落的推动力量问题，以及使这种没落成为可能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倾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在未来战胜纳粹主义之后重建德国和欧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些问题，流亡科学家之间在解释体系上是存在着区别的，从而也使这种研究变得更为深入了。
    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流亡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纯自由主义者”们，最为清楚地画出了一道分界线。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灾祸都是由于社会主义在欧洲废除了自南主义的经济原则才带来的，因此，只有通过重建一种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扫除所有的灾祸。”(20) 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对‘自由放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模式的干扰。任何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来追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相反的努力，或任何寻求对劳动者进行社会组织的尝试，”都被他们视为“极权主义和集体化的开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色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会推动议会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崩溃。”(21) 这些观点集中地反映在1944年出版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著作《全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崛起与总体战》，以及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