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霍斯特·默勒：《文化的迁出：1933年后流亡中的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Horst Mller,Exodus der Kultur:Schriftsteller,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慕尼黑1984年版，第47页。
    ② 维尔纳·佐姆巴特：《商人与英雄》（Werner Sombart,Hndler und Helden），莱比锡1915年版，第55页。
    ③ 托马斯·曼：《一种非政治的思考》（Thomas Mann,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柏林1918年版，第XXXII页。
    ④ 斯蒂芬·达根、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纽约1948年版，第85页。
    ⑤ 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Claus-Dieter Krohn,Wissenschaft im Exil: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77页。
    ⑥ 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就意识到德国局势的严峻性，并开始着手整个研究所的向外转移问题。到1933年2月底“同会纵火案”发生时，这个有着20多名成员的研究群体连同自己的全部经费和图书资料都已转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因此，当1934年“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团体被整体性地接纳进美国时，本身是带有经费和图书资料的。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其提供了研究空间，又免去了它的成员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因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在到达美国之后，仍能像在魏玛时代的德国那样，继续专心致力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德文版的《社会研究杂志》上。除了那些被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办的那所名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纳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外，这种优越的地位往往是其他德国流亡科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他们往往得花上多年的时间来适应美国高校的环境并解决他们的“失语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和“流亡大学”的成员成为了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中最早从事纳粹暴政研究并提出新理论的人。--作者
    ⑦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Max Horkheimer,“Die Juden und Europa”），《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9年第8期。
    ⑧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
    ⑨ 马克斯·霍克海默：《理性的末日》（Max Horkheimer,“The End of the Reason”），《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941年第9期。
    ⑩ 埃米尔·雷德勒：《大众的国家：无阶级社会的威胁》（Emil Lederer,The State of Masses:The Threat of the Classless Society），纽约1940年版，第231页。
    (11)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纳粹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Friedrich Pollock,I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Neue Ordnung?），法兰克福1981年版，第147页。
    (12)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Franz Neumann,Behemoth: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纽约1942年版，第227页。
    (13)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305页。
    (14)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361页。
    (15)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273页。
    (16)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因素与起源》（Hannah Arendt,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451、464页。
    (17) 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主编：《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Ilja Strubar,Hrsg.,Exil,Wissenschaft,Identitt,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90页。
    (18) 赫尔穆特·普雷斯勒：《迟到的民族》（Helmuth Plessner,Die versptete Nation），法兰克福1974年版，第65页。
    (19) 赫尔穆特·普雷斯勒：《迟到的民族》，第141页。
    (20)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全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崛起与总体战》（Ludwig von Mises,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纽黑文1944年版，第287页。
    (21) 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Friedrich.A.von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伦敦1944年版，第174页。
    (22) 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主编：《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293页。
    (23) 爱德华·海曼：《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Eduard Heimann,“The Rediscovery of Liberalism”），《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1941年第4期。
    (24) 爱德华·海曼：《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第481页。
    (25) 威廉·洛普克：《现代的社会危机》（Wilhelm Rpke,Gesellschaftskrisis der Gegenwart），欧根·伦奇出版社1942年版，第404页。
    (26) 克劳斯·福伊格特主编：《和平的保障与欧洲的统一，德意志流亡的思想，1933-1945》［Klaus Voigt(Hrsg.),Friedenssicherung und europische Einiguing,Ideen des deutschen Exil 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