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极权主义国家与那种以私人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两种原则彼此之间不是存在着矛盾吗？对于极权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生现象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首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和弗朗茨·诺伊曼对此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在1941年出版的论著《纳粹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中，首先提出了极权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生现象的理论。在波洛克看来，“这种共生现象表达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他将这种类型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在极权主义的统治条件下，“这个国家制订出一种整体性的经济计划，并根据它的利益，以中央指令性计划的方式来操纵和协调经济活动。在此，利润退到了计划强制的后面，操纵的因素也不再是经济上的目标，而是政治上的目标。一般来说，通过极权主义手段的贯彻，这意味着经济上的一种效率提升”(11)。
    弗朗茨·诺伊曼则在1942年出版了《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这位“欧洲社会现实研究的发起人”认为，“在分析纳粹主义的经济结构与运作时，不能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层面上，实际上这些东西能说明的问题很少。”(12) 针对那种当时相当流行的将纳粹德国描绘成“一种管理型的、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结论，他根据自己对德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具体分析得出了精彩的结论：“纳粹主义绝不反对商业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一种肯定，但它也绝非极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开端。”(13)“事实上，德国的统治阶级包括四个明显不同的集团，即大工业界、政党、官僚以及军队。这些集团的利益相互重叠又相互加强，前两者为了解这整个体系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在帝国主义扩张上，纳粹党与大工业界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纳粹党追求它统治的荣誉和稳定化。而大工业界则充分利用它的生产能量来征服国外市场。德国工业界一直希望能达成它们之间最充分的合作，它们从来就不喜欢民主、公民权、贸易联盟以及公共讨论。纳粹党利用工业领袖们的敢作敢为、知识和侵略性。而工业领袖们则利用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和反联盟主义的纳粹党。这个纳粹党已充分发展了它控制、统治群众的技巧。官僚机构总是与胜利的力量同步前进的，而军队也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14)
    弗朗茨·诺伊曼还在这本著作中提供了这种证明：“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中央指令性措施恰恰排除了那些干扰利润最大化的社会条件，正是通过扫除工会、银行的影响和竞争，大工业界才获得了扩张的机会，也就是利润和生产量最大化的机会。”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与弗朗茨·诺伊曼提出的理论尽管有所区别，但他们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经济与极权主义统治功能上的共生现象繁荣了经济。”(15)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主义起源的系统性理论虽是在战后时代才全面提出的，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自从这位著名的女政治哲学家1941年经法国马赛流亡到美国纽约以来，就一直在流亡周刊《建设》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纳粹暴政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在集中营里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开始被揭露出来。此时已成为“流亡大学”中一员的汉娜·阿伦特，便开始在过去对纳粹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因素与起源》，这本著作在1949年完成，并在1951年出版（后更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此时，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知识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还远远没有开始。
    在这部名著中，汉娜·阿伦特从现代社会出现的异化以及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极权主义统治的根源。根据埃米尔·雷德勒提出的“从阶级社会向大众化社会过渡”的理论，汉娜·阿伦特阐述了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发展。首先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反犹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它们为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做好了准备，并最终成为了它的工具。这两种工具是适合于将无定形的群众组织成极权主义运动的。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是“唯一适合大众化社会的独裁组织形式”，它是通过对群众感情上的煽动，通过“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和宣传来形成的。感情上的动员使运动获得了一种永久合法性的证明，而这种运动本身又要求一种统治，这种统治禁止任何独立自主的行动。元首原则、一党制、宣传、恐怖、私人生活与公共性之间区别的扫除，以及通过群众组织对社会生活实行的“一体化”等都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这种极权主义统治才得以维持并得到它具有特征性的标志。与此同时，通过恐怖的暴力机器，通过这个被统治的社会的无安全性，合法性的解释公式被强加上来，它将这种实际后果抬高成社会的真实性。在对人的判断上，这种宣传谈论的是大量的种族特征，以至在日常生活中能广泛得到运用。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也就将这个社会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使那种“外部敌人”思想的合法性潜能变成了现实，并因此消除了与“正常的”邻居们之间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而“恐怖就是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16)。
    毫无疑问，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仅极大地推动20世纪西方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突变式的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提供了充分的论据。而对于美国来说，战后对德国实行的占领政策以及“民主化”的改造政策，正是建立在彻底扫除这种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形成这种统治的温床的基础上的。
    三、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
    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极权主义统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探讨，只回答了关于“特殊的德意志发展”问题的一半，因为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对魏玛共和国时代局势的理解上的，而资本主义广泛存在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里。那么，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恰恰使德国发生了这种灾难性的转变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必须去面对那种传统的“德国形象”，而那种“德国形象”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与西方邻居们在国家和社会组织模式上划清了界限的。为此，他们必须从倾向和形象上去考察德意志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统治正是这些倾向和形象发展的历史汇合点。因此，一种对德意志历史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得到了贯彻，这种新解释和新评价是能够被视为正在开始的“克服过去”的思想基础的。
    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在他们与之相关的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迟到的民族”和“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概念，来描述这段不同于西方的德意志发展史。对此，历史学家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作出这样的归纳：“与英、法相比，由于德意志在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上的‘迟到’，直到19世纪，这个社会和国家在统治秩序上的种种可能性仍然是未定终局的。从法国（政治与启蒙、议会制民主）和英国（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例子上，德意志人观察到了现代社会的那些反常性功能（阶级斗争、贫困化、名声不好的议会斗争），因而带来了对这种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理性的怀疑，并希望能在未来对德国的塑造上不是仿效它们，而是超越它们。这就是19世纪德意志对启蒙的批评和‘反西方化主义’合理的基本动机。这种反西方观念强调德意志特别发展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还要求实现一种历史上是新的、不重复政治和经济上自由主义错误的社会形式。所有这些，直到20世纪初都一直是德意志知识精英们对历史具有说服力的自我理解的标志。”(17) 正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德意志的历史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的“特殊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