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还要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传记。他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如果由他执笔写斯大林传记，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为了这部书，斯大林有时不得不迁就高尔基，但高尔基始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正在集中精力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明白他是不想写。高尔基为什么不想写呢？1933年以后，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实际上，他回国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在被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第一阅读者是国家安全局，他能阅读到的《真理报》是为他一个人印制的，秘书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电话、信件、出行与接待来访都由他控制着。高尔基不精通外语，安全部门为他专门翻译“外国舆论”。1935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手里。高尔基明白，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有论者说，不为斯大林写传记，是高尔基还有一点抗争的证据。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不能再高了。应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作家纪德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也不再是反对派分子了。”不知这对死者是大褒，还是大贬？
    高尔基曾经是“海燕”，这与他后来的“家鸭”形象形成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尔基没有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愚忠”和“受骗”；如果他后来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或许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彻的明白人，回国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这究竟是为什么？高尔基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叫《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骂俄罗斯知识界整体的堕落。现在，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