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高尔基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就注定要转变价值观，过去那个“不合时宜者”的社会良知彻底泯灭了。从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他写到斯大林时，用事实叙述的笔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开始用赞扬的定语，如“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则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的越来越快”，斯大林是“第二个列宁”，“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从1928年5月到1933年，高尔基每年回国住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托洛斯基、布哈林先后被斯大林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高尔基曾经在意大利给斯大林写过一封长信，在承认斯大林权威的前提下，委婉地表示了对党内斗争的不理解。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犀利的笔锋发出“正义的怒吼”，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成为“斯大林的玩物”。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愿向制度作出妥协，你休想从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其次是他的虚荣，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他认定苏联才是自己的家园。为了回国和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他与斯大林达成某种默契，当然这种交换的主动权不在高尔基手里，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斯大林急需高尔基还有另外的谋略。苏俄已经没有了沙俄晚期文化的辉煌，而塑造革命史高尔基是最恰当的人选。斯大林还知道，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党可以靠“铁的纪律”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政权对立的习惯，让他们成为党的传话筒，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知识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说服力。请高尔基回来，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可以起一种特殊作用。为此，斯大林下了很大工夫。只要高尔基踏上国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罗曼·罗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马戏团的“丑角”。茨威格则说，高尔基很清楚，全世界都等他证明，苏联等着他替他们说话，赞扬那里发生的一切，另一些人则等着他谴责，接下来要看高尔基的选择了。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惨无人道的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一个有分量的独立作家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是最合适的人选。据说，当局花费了一番工夫才说服高尔基前往，因为，此前他收到的很多诉冤求救的信件就来自这个劳改营。高尔基对整个安排心知肚明，但他知道不能说真相，只能按“主人”的导演意图表演。高尔基游览了劳改营后，在集会上热泪盈眶，说：“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我从1928年起就注意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怎样对人进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们成就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我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祝贺！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这样赞美劳改：“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曾经倡导“大写的人”“文学就是人学”的高尔基，如今却相信人只是“材料”，与木材相比更难“加工”。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1933年，高尔基带领一群作家，到以政治劳改犯为劳力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写了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高尔基任主编。他在前言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强制劳动的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新人”，闭口不谈上千万人惨绝人寰的命运。索尔仁尼琴说，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人。西方则称，高尔基已经彻底投降，成为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斯大林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但还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高度集中、统一的体系不允许任何组织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20年代，苏俄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喜欢党内民主，不喜欢服从铁的纪律。在高尔基的倡议和策划下，联合会被取消，成立了在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高尔基亲自参与了第一届作协的组织工作，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届作协大会上，高尔基作了主题报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政治原则提出来。此后，苏俄文学的人文精神消失了，宣传功能变为主要的，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以党性为唯一原则。作协成为“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作协组织结构完全仿照党的机构。以作协为样板，美协、音协相继建立，以后所有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戒律。
    斯大林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要巩固政权必须借助历史学，党不需要秉笔直书，要的是“遵命史学”。斯大林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后，也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已经组建的几套班子都没能写出理想的效果。斯大林看到高尔基在《运河建筑史》中表现出来的“创作”才能，于是钦定，由他主编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高尔基欣然领命，他说，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性”。但合作的史学工作者并不认同，高尔基抱怨作者们“颇为勉强”“似乎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作业”。这部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史学名著，从1932年开始编写，第一卷在1938年才出版，那时高尔基已经去世了。全书到1960年代才出齐。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寄予厚望，准备再让他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把他扶植成苏联史学的大总管，以对文学的改造模式改造史学界。但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没能完成一部官修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