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随即籍口炮轰了宛平县城，吉星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最后的关头，从此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中共中央也发表声明，强调应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全民抗战的进程中，身为国家元首的林森，其反侵略的立场十分坚定，在各种场合都主张全民奋起，抗战到底，誓死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1937年8月16日，他在《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的演讲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以及日军近期进攻上海，都表明日本正在调兵遣将向我们层层逼近。“事到今天，已是我们国家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为保卫国土起见，不能不起来应战；国人为着自己的生存，更是应该大家来流血流汗，挽救危亡。”（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5页。）他详细分析了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北方五省（冀、鲁、晋、察、绥）的状况后指出，这五省的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7%以上。从矿产资源来看，其煤的贮量占全国半数以上，铁的贮量占13%。五省的工业比较发达，制革、制盐、水泥、化学等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农业方面，仅山东和河北的棉花产量便占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这五省的小麦产量占了全国的12%，小米的产量占全国的50%，高梁的产量为全国产量的44%，花生的产量占全国的37%。交通方面，北宁、平汉、平绥、津浦、同浦、正太、胶济等重要的铁路命脉都在这五省境内。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这五个省又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神农都曲阜、黄帝都涿鹿、唐都平阳、虞都蒲阪，夏都安邑，上述历史文化名城都处在这五省境内。（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6页。）由此，他认为应当坚决制止日军在这五省的侵略，决不允许他们轻易得手。至于上海，它既是我国经济的中心，同时又靠近首都南京，其地位十分重要，更应该予以坚决保卫。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11月17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林森作为国家元首，深知自己应当起怎样的作用才能有利于民族和国家。11月20日，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以便更好地领导抗战。四川省政府随即电呈林森，表示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西上入川的船上，林森发表了抗日演说。他指出：“国府西迁，是我国人向全世界昭告抗日到底的决心。我们必须在艰苦中求革新精进，化私为公，共谋国是，才可以巩固国家的力量，战胜日本军阀的侵略。”（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125页、226页。）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
    林森不但主张抗战，而且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战争的阶段特点和最终的结局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抗战初期，日军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主张速胜，不切合实际地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一是主张妥协退让，尽快与日本人讲和。相形之下，林森的头脑却十分清醒，对战争的认识具有前瞻性。他认为，中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因此，应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1938年元旦，他在《国家民族新生命之开始》的演讲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指出：“就战事主观及客观条件下看，我们可操胜算之点很多；现代战争不仅是军备的比较，而是整个国力的比较。目前军事虽然一时失利，但是组成国力的要素，还靠人民土地和资源，我们有四倍于敌人的人口，十倍于敌国的土地和十几省无量尽藏的资源，不靠外人来供应，尽可继续长期抗战，非到胜利不止。”（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1页。）反观敌人，其经济基础十分弱，所有煤铁农产品及五金原料多依靠外国供应。而且，军费支出非常之大，每月的军费超过5万万元，仅在开战初期的几个月内，军费开支便增加了25万万元以上；加之国内物价飞涨、军火和战斗人员消耗巨大，日本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而急于速战速决。我方应当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延长战争的时间，消耗敌人的兵力和财力，使其最终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彻底崩溃。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最后的胜利，必须要长时间抗战；在这长期抗战中，军事上一时退却，仅是一个战场的得失，不足以影响战局全部。”他的依据是日本方面的弱点太多，兵士多是社会的基干，各界有职业的青年，一经征调，就不免士荒于学，农辍其耕，商罢于市，工废其业，久而久之，决难支持。且其侵占的地方愈多，战线愈长，他的失败也就愈快；我们要拖延敌人的战争时间，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使敌人的经济机构，军事形势，一齐崩溃。“我们要以最大的能力和忍耐，在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各方面，加倍努力，以完成长期抗战的条件。”（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2页。）可见，持久战的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坚持的基本思想，而且也是象林森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