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一开始，林森就一再强调在残酷的敌人面前，国民要有临危不惧的精神。1937年8月9日，林森在国民政府以《自存与共存》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危难时刻，国人应当沉着。“沉着二字，原是我们应有的修养。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现代健全的国民，非有沉着的精神不可。”“我以我国国民对于目前紧张之时局，务须持以镇定，各安生业，维护秩序，安定金融，努力生产，随时接受政府指导及命令，担任各种工作：万不可张皇失措，或轻信流言，自相惊扰。能够这样，直接有利于己，即间接有利于国。这是国民应付危局争求生存中一切方法的根本。”（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4页。）抗战期间，林森曾给其本族子侄写了不少书信，字里行间也无不充盈着临危不惧的精神：“南京地方安堵，虽有敌机来扰，民众亦司空见惯，安之若素也，心定则神旺，理直则气壮矣。”“抗战早已决心，各省当局自应坚持遵守临难毋苟免宗旨。”“杭市屡有敌机来扰，民众受灾可悯，吾人决心抗战到底，任何危迫，更要努力也。”“长江战事虽紧，抗战必坚持到底，外交已有好转，最后胜利必属我耳。”“长期抗战，无前后方可言，敌人愈暴，愈失国际同情，更增吾人力量。”（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111-122页。）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林森临危不惧，为国人作出了极好的表率。国民政府礼堂和办公厅先后两度被日本飞机炸毁，林森立即派人组织工匠修复。并说：“敌机虽能毁吾物质，却不能毁吾精神。”在致侄孙的信中说：“敌机肆虐，乃其穷途惯技，吾人更坚定抗战意志到底也。”（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7页。）临危不惧的精神来自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1938年7月，林森在国民参政会上致词时表示：“多难兴邦”，“吾人既以身许国家民族，自当冒万难以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志愿；”并手书“抗战必胜”以勉励与会者。这种坚定的信念始终伴随着林森。1938年9月26日，他在《以抗战求和平》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也还是坚定着必胜的信念，再接再厉的拼命向前抗战，不达胜利目的，不得真正永久的和平不止。”（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443页。）1942年6月14日，在联合国日的广播中又明确表示“至于中国方面，我可确告各位，虽则再过三星期中国抗战便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但对于抗战，中国绝未感到疲倦，中国人民决不畏避作更多的牺牲，决不踌躇或懈怠，在未获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以前，中国人民决不终止抗战。”（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8页。）1943年元旦，在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聚会中，更表示了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并预言胜利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林森在抗战期间主张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亲自褒扬和祭奠为国捐躯的烈士，以此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和讲求节操的氛围。1936年，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林森专程前往广州，致祭黄花岗烈士，希望人们能够追思民国缔造之艰难，继续从前革命的光荣历史，上下一心，共同完成艰苦的救国工作。他还提出了“救亡图存首应崇尚气节”的主张，认为人人知道崇尚气节，民族精神才会振作起来，精神一激昂，自然危可以转安，颠可以扶，衰可以兴，弱可以强了。这些见解对于动员民众投入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40年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演讲中，他又表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以尽后死者的责任。他坚信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自存及自行繁荣滋长的力量，希望全国英勇将士坚持抗战立场，奋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不辞任何艰苦，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踏着先烈的血迹，加倍努力，迅速收复失地，拯救沦陷区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以维护世界人类的正义与和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林森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必须更加奋发，继续辛亥的革命精神，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才对得起革命先烈，才对得起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民众。”“我们要提高民族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以实现民族解放的目的，体念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居其一的国父遗训。”（注：林逸撰：《民国青芝老人林子超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版，第232-234页。）此外，他还提出了“明耻教战”的口号；亲手抄录岳飞的《满江红》与下属共勉；为老朋友林志图的儿子林士贤题词“杀敌致果”；凡此种种，其目的都在于提倡为国尽忠的精神。林森还对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烈士大力予以褒奖。1937年3月15日，他亲手撰写绥垣守土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祭文，文曰：“桓桓多士，忠勇无俦，誓遏寇虐，捍卫神州。雨雪坚冰，裂肤堕指，奋斗无前，卒伸正义。骨暴边城，血膏沙漠，气激风霆，光争日月。……云车飚马，魂兮归来。”（注：林逸撰：《民国青芝老人林子超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版，第169页。）1939年8月，林森在峨眉山的洪椿坪亲自写“前方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灵牌，并早晚焚香祈祷以鼓舞士气。为悼念以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而闻名于世的谢晋元烈士，林森亲撰“坚苦矢成志，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灭，从今怒吼浦江潮”的挽联以表示深切的衰悼。对于卖国求荣的汉奸，林森则予以严厉的斥责。当汪精卫等人离开重庆投向日本人怀抱时，林森坚持主张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下令予以通缉。1940年3月底，当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时，林森又亲自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讲，痛斥汪精卫的叛逆行为。他还在不少场合，拿汪精卫叛国这一事件做反面教材，以提醒国人防范汉奸，保持节操。
    林森在抗战期间还极力主张国民应当具有奉献精神，全力以赴地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所谓全面抗战，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军队同时抗战，并且要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同时都参加抗战的工作；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或以其聪明才智，贡献国家；工以其产业物品，捐助军用；教育家竭力普及教育，产业界努力增加生产，举国上下，无论老少男女，每一个人都尽一分责任，都作一分工作。这才符合全面抗战的真义，才是真正的全国动员。”（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24页。）在提倡各行各业的人们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他反复强调，凡聪明俊杰之士应抛弃成见，牺牲小我，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前提。他号召大家，广泛地为前线将士募集慰劳金，为伤兵和难民捐助过冬的棉衣，为前线将士捐助防毒面具；还应充分利用战时的特殊环境，加紧后方的生产建设，逐步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轨；广泛开辟各种抗战财源，调剂贫富，改善社会阶级的状况。总之，要将一切智力、财力和物力都集中贡献于国家与民族，以充实抗战之力量，增加抗战之效能。林森在给子侄的信中反复要求他们在战时应多为国家作贡献。林森的嗣子林京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本可以谋个好差事，但林森却要求他到绥远抗日前线工作，后来在太原阵亡。他的侄孙林希岳当时正在浙江青田当县长，林森在给他的信中勉励其当此国难严重关头，事务虽繁，应仍以勤慎二字为向上途径也；要求其体恤民间疾苦，为官清廉，勤于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