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的先进的飞机、战车和大炮在中国的领空和领土上横行肆虐，而中国由于教育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武器陈旧，士兵们只能以血肉之躯来抵抗侵略者。林森痛感因科学不发达和教育落后造成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致词中，林森强调：“现代之所谓战争，为科学之战争，为整个国力之战争，故战争之胜负，不仅系于前线之武力，而全国之科学，文化、经济、教育，均与前线作战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24页。）
    1942年，黄季陆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行前向林森请示办学的方针。林森坚定地说：“发展科学、宏扬学术，不此之图，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的子孙免于像今日这样的惨烈的牺牲！”又说：“把这一次的国难渡过后，如果还有同样的战争，我们仍然以血肉和进步的科学武器相抵抗，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和国家，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161页。）鉴于战区各大学均迁往后方，陷于流亡的状态，一切建设都谈不到，且抗战胜利后它们都要迁回原地，而四川大学却永久在四川办学，他希望黄季陆作永久性建设的打算，勿因战时而得过且过，不积极从事于建设。他认为，四川大学建设的目标，应当着重放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的人才培养上，为国家奠定一点根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极为重要的。
    发展科学，培养科学人才，需要充足的经费，林森很早就对此予以足够关注。早在1933年10月28日，当他回到家乡尚干时，便对乡亲们说，惟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卧薪尝胆，把一切糜费于教育上最好，并提出了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根本的观点。1939年2月12日，林森预立遗嘱，提出将存在国家银行的50万圆款项拨为基金，以其每年的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的固定经费。他亲自制订考选办法24条，内容包括考选目的、管理事项、取息养本，以及考选事项等。“冀由能表同情于斯者，恪守此方针而辨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祈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远，而利国家，有厚望焉！”（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263页。）黄季陆认为：“五十万国币，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大概是由于以后法币贬值，直到林先生逝世，这笔钱并没有作过有效的使用，以了林先生的宏愿。”（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200页。）确实，林森逝世后，由于币制贬值，这笔存在银行里的巨款没能派上用场，仅变成一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纪念文据，这是林森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1943年5月，林森在重庆因车祸导致半身不遂和脑溢血，于8月1日去世。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庐山、重庆等地的房产及字画、古玩等作价，连同一部分存款，作为创办家乡尚干职工学校的基金，可见其对教育确是情有独钟，至死不移。
    林森在抗战中之所以能够采取反侵略的立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受历史上的著名爱国者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也有全民抗战的浓烈氛围的推动等等。除此之外，还与其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晚清，甲午海战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时，林森正在台北电信局任职，目睹日军的暴行，奋起组织义军，与日本占领军展开斗争。1898年夏天，林森再次冒险从福建前往台湾，以在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作通译工作为掩护，联络当地的爱国志士，进行反对日本占领的活动。直至晚年，林森对处于日本铁蹄之下的台湾仍十分思念，临逝世时，还对前来探望的蒋介石提出务必收复台湾。当台湾于抗战胜利后回到祖国怀抱不久，人们在嘉义县建造了一座亭，亭前竖立着“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任职纪念碑”，以纪念他在台湾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由此可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持的鲜明的反侵略立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林森在抗战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国人面前树立起了坚强的抗战元首的形象。尽管林森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为抗战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林森逝世后，中共中央迅即发来了唁电，赞扬其“领导抗战，功在国家。”重庆的《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为元首逝世致哀》的社论，对林森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无论是国际知名的政界人士，还是当时国内的持不同政见的党派，都给予林森以极高的评价，这充分表明林森在抗战中的确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抗战的最后胜利，竭尽了心力，是一个得到各界广泛认可的爱国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