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及与国民党反蒋势力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然是以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对立为前提的“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⑨中共中央也提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口号，但“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其说是“联合”的，不如说是“排异”的。由于没有解决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没有解决统一战线的合作对象问题，否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的存在，甚至将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更不承认上层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民族意识与反抗外敌的可能性，这样的“统一战线”是不完备的。“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在三条件下，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这个抗日合作条件的发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一些论著认为它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新变化。这恐怕并不妥当。对中共的决策人物来说，这几个条件与其说是一个需切实实行的政策，不如说是一个宣传程度更大的政治口号。博古后来在解释这三条件的意义时说，它“揭破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的谎话与造谣，使国民党军阀处于最困难的地位中”，“这个宣告瓦解了‘围剿’苏区部队的军心，直接帮助我们彻底粉碎四次‘围剿’”。⑩
    蒋介石国民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坚持内战立场，无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激起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引起国民党内许多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在抗日与内战的问题上的分化日益加剧。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尤其是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对抗，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络，寻求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上述三条件下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的确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合作。如何看待这种合作？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国共两党在“严重对立中的局部分作”，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局部的合作”，使得“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坚冰开始消融”。这个观点在理论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更无法说明当时国共对抗的基本事实。我们认为，所谓国共合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作为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这是基本前提。如果缺乏这个基本前提，而将仍处于对抗状态中的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的成员之间的某种合作与往来，尤其是与对抗另一方中的异己的力量的合作当作两党的“开始局部的合作”，这是不客观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接触与合作，当然不是促进与国民党的合作，目标在分化国民党的力量，达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目的。
    不仅如此，由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局限，在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合作上，也存在着问题。这样在这个合作上，就包含着两种矛盾的态度，如对福建事变，一方面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订立协议，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另一方面，借闽变化之机，策动地方起义，加紧在十九路军中的士兵工作，要求福建事变的领导者“同苏维埃政府老红军联合一致去进攻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首先是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承认在对抗的两个政党与两个政权之外中间势力的存在，为此发出警告：“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11）
    在这个矛盾的态度下，在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中有了很大的保留。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镇压闽变之时，并未采取完全可能有效的措施来支援十九路军。十九路军门户洞开，孤军奋战，最后归于失败。闽变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可能成为较为可靠的同盟者，陷于某种孤立的位置。对此不仅没有醒悟，反而抱有某种不正常的心理，认为闽变失败只是证明了“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寻第三条出路”失败的必然性，证明福建事变的领导人的真实目的只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12）
    由福建事变这个事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当时与国民党不仅不存在所谓“局部合作”的问题，即使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政治势力的合作，也是有很大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