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合作与西安事变
    中共在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秘密接触的同时，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军政要员和地方实力派联络，探求合作的途径，并把这种联络与合作视为与国民党的合作的基础。这一点，在确定“逼蒋抗日”方针后更加明确。
    以两广事变为例。两广事变爆发时，中共中央基于反蒋抗日的立场，认为两广事变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吾人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真心爱国的党派团体与军队，一致起来响应西南的抗日救国行动，推倒汉奸头子蒋介石”，并且“准备在军事上及其它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13）然而，在确定“逼蒋抗日”方针后，中共中央对两广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主张“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面前袒护一方的态度”。（14）毛泽东在致两广事变领导人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表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方面一致呼呈，请其将仇恨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以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15）
    在西北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也是这样。在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的《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提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达到此目标，关键在于“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然而，要以反蒋作为与中共合作的条件，东北军张学良是不接受的。张学良曾明确表示，蒋介石有抗日的要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16）
    因此，中共在西北方面与张、杨的合作，主要地是以抗日为基础，以抗日作共同的目标与基础，反蒋则退到更为次要的地位。在“逼蒋抗日”方针确立后，这个问题更好地得到了解决。
    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合作，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称为国共两党的“局部”的合作关系，它成为促进国共合作的一部分重要的条件。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为解决中共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到达西安，推行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的计划，将已与中共有合作关系的张、杨逼上了梁山。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中共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许诺。这也是张、杨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前的所述，西安事变之前，国共两党已有过较长时间的试探、接触与谈判，因此西安事变的结果，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海外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纯粹多此一举。这是不公正的，它忽视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前在中共的军事力量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和在此问题上军事、政治手段都无法解决的难局。西安事变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枢纽，张、杨功在国家民族，已成历史定论。
    五、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道路，但国共两党实现合作，除了在抗救国这一共同基础之外，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合作的政治形式、双方的政治地位，政治关系，作为各自的有力的政治资源的军队、苏区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共两党举行了多次谈判。这些谈判主要有1937年2月12日到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的谈判；1937年3月下旬到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6月至7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的谈判；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康泽、邵力子、张冲的谈判和9月博古与康泽的谈判等。
    这些谈判，主要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1.军队问题，2.边区问题；3.中共的合法地位问题；4.组织各党派联合体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方面一直将中共拥有的军队视为严重的问题，在谈判中坚持要求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插手对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中共方面则要求保持与中共军队实力相适应的编制，并尽可能保持发展的余地，在军事指挥权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蒋介石提出准编四团制两师共1万5千人，副职由国民党方面派人充任。中共则提出红军改编为4个师，每师3旅6团1万5千人，全军6、7万人。双方激烈谈判，互有让步，达成协议编成3个师4万5千人。蒋介石又提出3个师以上只设政训处，并要求毛泽东、朱德，尤其是朱德出洋。中共则提出3个师以上设某路军司令部或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指挥官。“八·一三事变”后，迫于形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中共条件，在8月19日达成协议。
    在边区问题上，中共方面同意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结束两个政权对立的状况。但要求实行民选，实际是保持中共的领导权。国民党方面则提出“特别区与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为行政区”，并且要求取消民选，行政长官由国民党政府任命。经讨价还价，国民党方面同意陕甘宁可保持完整的行政区，但指定行政长官以国民党方面的丁惟汾为正，中共方面林伯渠为副，中共坚不同意，主张林伯渠正张国焘副。至1939年9月，双方互为让步，以丁惟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的方式解决。
    中共的合法性与组织联合大党问题上，蒋介石力图以取消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为目标，要求中共表示取消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虽中共表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主义则不可能。在政治问题上还讨论了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但国民党蒋介石着眼于取消中共的组织，中共在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上则坚不妥协，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当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紧张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在此紧急形势下，没有时间再讨价还价，双方谈判便加速进行，许多问题都以互相让步的形式予以解决，一些问题则暂时搁置下来。这也埋下了后来在国共合作关系中的矛盾。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言和谈话的发表，表明中共地位正式被承认，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两个政权严重对立的过程，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终于走到了一条共同的战线。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能够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互谅互让，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