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共两党关于合作问题的初步接触
    在民族危机对国内政治格局引起变化的过程中，华北事变是一个关键。1935年夏，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强迫国民党当局签订了秦土、何梅两协议，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并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将其势力扩张到整个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对此，蒋介石国民党也无处可退，因此不得不将抵抗日本的侵略问题提上日程。为了这个目的，蒋介石对外考虑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这个北方近邻在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与这个外交目标相应的，也需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当然，蒋介石亦不会考虑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在抗战中平等的政治军事伙伴。他认为中共在第五次“围剿”后军事实力已不足道，无力与国民党抗衡，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拥有大得多的法码，可以取得支配的和主导的地位。蒋介石在得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发言后，开始寻找线索，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讨论两党关系问题。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和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关门主义倾向的问题，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愿意与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中共不再将自己当作抗日救国的唯一力量，承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国内其它政治势力在抗日救国这一历史使命下的地位，愿意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结成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与“下层统一战线”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可以说，“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奠基性的文件。
    为结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僵局，探讨新关系的途径，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受蒋介石的亲自指示，在1936年1月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潘汉年接触，转达蒋介石关于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接着又与王明见了面。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在承认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而中共方面则坚持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双方接触未能取得成果。
    在此同时，蒋介石、陈立夫指派时任浙江省建设厅长和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的曾养甫通过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谌小岑寻找中共关系。中共北方局于1935年12月先派吕振羽到南京试探，接着又派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到南京，与已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会见。
    谌小岑除联系吕振羽、周小舟一线外，还联系上中共上海党组织方面的张子华，并委托张子华前往陕北。
    国民党方面还通过宋庆龄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请董健吾赴陕北联系。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因大雪滞留，后与曾养甫委托前往陕北的张子华相遇。2月下旬，在东北军帮助下进入陕北苏区瓦窑堡。
    董键吾、张子华在陕北会见了博古，向博古汇报了国民党方面的用意与条件，董健吾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根据此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前提，请董健吾、张子华转达。张子华还直接前往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等汇报。林伯渠在3月15日写了给覃振等人的信，由张子华带回。
    1936年，是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紧锣密鼓地接触与谈判的时期。上述几个途径沟通了处在政治军事对立状态和相互隔绝的国共两党的联系，双方均多少表现出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诚意。然而这些接触主要通过中介人进行，有关人员往来奔波，谈判进程屡有反复，进展不易。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经过长期的隔绝和对立斗争之后，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坚持己方的立场较多，对于合作另一方政治利益的考虑不甚实际。国民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蒋介石国民党的基本立场是“收编”，坚持取消苏维埃、改编红军。这样来实现其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统一”。这个条件，是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削弱共产党，从谈判桌上取得需在战场上得到的利益。这当然为中共所无法接受。在中共方面，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包含有否定国民党政权合法性和重组政府的意思。这个态度也过于硬性。
    1936年8月15日，共产党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就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作出指示。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实现了进一步的转变。这个指示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样，在政治上明确了以蒋介石为联合对象，为国共合作扫清了一个障碍。
    1936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携带中共中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提出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停止进攻红军与进攻苏区；在不改变共产党的领导的条件下，红军与全国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编制；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与此之前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选举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建立统一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6项条件，主张“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
    对蒋介石来讲，此时国共合作最大的问题在中共所拥有的军队。此时，红军宁夏战役失败，军事上十分被动，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这样在11月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谈判时，陈立夫就干脆撇开中共的草案，迳自提出四条办法：1.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2.红军可保留3000人，其余由南京政府编遣；3.军队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与政府干部可分配在南京各机关服务；4.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则中共方面所提各项要求都好办。
    陈立夫的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提出的。这不啻是要中共“投诚”。陈立夫也知道问题重大，潘汉年作不了主，建议周恩来出来与蒋介石面谈。然而国民党的条件如此苛刻，中共中央理所当然地表示拒绝，表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之让步”的强硬态度，国共谈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