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打行固然气焰炙人，但因其以“勇力”为资本，以抢打为生涯，故既缺乏独立性，又不为王章国法所容。为了逃避官府惩治，他们往往投于势宦门下，寻求政治庇护。明人赵用贤云：
    打行之风，独盛于吴下。昔年督粮翁大立，尝被其害，几及大乱……近者踪迹愈密，诡名于乡宦家人，遂致道路以目，官司莫敢谁何？”（注：赵用贤：《松石斋集》卷二九《尺牍六·与陈按院》。）
    清人余国柱云：
    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三尺之法？”（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
    然而，打行对绅士的依赖也非一厢情愿。对绅士来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需借助打行之勇力来施展其势。例如，民抄董宦时，“董氏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扞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昆山徐宦之子徐四爷为了占夺邻人田房，“飞驾械船二十只，统部枭狼仆高已、徐音等百凶”，肆行抢打（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4。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其家奴顾君甫谋占邻人田产“百计谋圆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枭，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松江“宦孽”高槎客、高介祉、高玄照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霹驾风水有碍为由”，“统枭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逢人便殴，遇物即伤，门窗锅灶，顷成齑粉”，邻畏闭户莫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 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徐元文侄徐振绂窜踞太仓，“纳闯将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正是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绅士力图对打行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主要采取下述方式：
    一是亲自加入打行。下层绅士流氓化是晚明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情已具于顾炎武《生员论》一文中（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作为一流氓群体，打行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辈为主体，然而因打行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如落第秀才，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注：禇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吴中，“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康熙年间，常熟势宦翁是龙等募集劣衿为打手，“斩掘坟家，抬抢墓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
    二是乡绅子弟、家奴结交打行。晚明江南乡绅，历来以“虐民”为人诟病，而其虐行的实际操作者则多系乡绅的子弟、家奴。如华亭乡绅徐阶“子弟家奴暴横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董其昌之子素不加检束，倚势煽虐，乡里侧目。苏州乡绅徐廷禄“所用家童，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注：沈瓒：《近事丛残》卷一。）在乡绅子弟、家奴肆横过程中，往往勾结甚或加入打行，以壮其声势。《福惠全书》云：
    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两臂刺绣花纹，身服齐腰短甲，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于一盼，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
    《太仓州志》载：
    吾州恶习，多相殴，或倩无赖，曰打行；或倩若辈（家奴），曰宅里人。大约打行半系宅里人，则若辈尤雄。凡其族党与外亲，并外亲之外亲，俱狐假作焰。（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