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对流氓的渗透和控制，扩张了流氓的声势，因为流氓可借助绅士的招牌进行活动。昆山巨棍王子来，“恃与昆山大宦至戚”，谋人田产不遂，即“统虎子著名乡霸王尧中，带领羽党姚云、梅德等多凶，驾徐府灯旗，械舡蜂至田庄，阵捣入室”（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5页。）。地棍许七、许二等“一门五虎”，杀人之后，自料“大辟难逃”，即“贿投昆山徐宦恶侄徐君甫，挟制县廉，不询致死根由，买嘱招房，删供换招，仅以许七拟罪掩饰，而主谋加功之许二等四凶，竟置不问，不收监，不加刑，概不正律，逍遥法外”（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7页。）。光棍邹君恒，“恃昆山大宦为泰山，可倚长城之护，夜郎自大，吞嚼小民，毒遍穷檐，赃山孽海。灭（蔑）国用之银钱，造违制之竹筹，乡民卖布，止付一筹，执筹领银，八折称发，冤焰震野”（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4页。）。金匮县脚夫更持有势宦给发的“灯牌”进行活动（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25页。）。 常熟船枭倚势不法，“悬挂缙绅牌额护符，敢于接娼聚赌，包酒演剧。”（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55《禁止酒浪等船停泊妨碍行舟示碑》。）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绅士是在明代正德以后逐渐形成并建立其对地方的控制的，（注：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在绅权社会结构中，绅士只是其深藏于整个权力体系背后“辐射点”，而其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宗族、姻戚、胥吏、家奴、清客、门生、故吏、流氓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实现的。（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因此，绅士对打行及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必然强化绅士的社会控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晚明乡绅肆横、流氓活动猖獗，正是二者交互为用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打行的产生及其活动情形，下面我们不妨对打行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作一如下推论，以为本文的结尾。晚明江南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它“冲破了由明王朝建立的体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全面多变性。它造成了自16世纪初叶便出现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一个无产阶级和一个市民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农村生活变化了、农村生活渗透进了城市的影响、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也在上升。”（注：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64-368页。）如果说阶级结构的变动、农村生活的变化、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从正面反映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打行的产生从反面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曙光。因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而没有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就无法吸纳无业游民，也就无法为打行提供活动空间；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促进江南绅士势力的高度发展，而没有绅士阶层的发展，就无法在地方社会生成一种与以州县衙门为载体的正式权力并行的以绅士为载体的“非正式”的权力，而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建立自己的权力自卫体系，从而为打行的存在提供了社会需求。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强化和绅士势力的削弱，随着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萎缩和市镇的萧条，打行逐渐因失去活动空间和顾主而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