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为礼之本经，武帝时即立于学官，其学显于汉魏。然以文古义奥，复之无由，入唐即衰，注释者代不数人，诵习者寥若晨星。熙宁中，王安石废罢《仪礼》，不复立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其学不绝如缕，版刻讹误日甚一日，而鲜有问津者。万历所刻北监本十三经，《仪礼》脱误最甚，鲁鱼弥望，满目榛荆，时人竟无觉察者。
    《仪礼》为实学，所载冠昏飨射丧祭诸礼，仪节皆环环相扣，一字之讹，每每可致进退失序，面位莫辨。今讹脱满纸，礼法安在？清儒欲以夏变夷，不能不倡导礼学；欲倡导礼学，不能不治《仪礼》；而欲治《仪礼》，则不能不托始于文字校勘，舍此，则一切无从谈起。梁启超云：“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先求基础于校勘。”（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之《仪礼》学，由衰微而达于极盛，校勘之役相与始终，自顾炎武至胡培翚，无不倾力于此，其成就亦冠绝群经，极富特色。兹论其数端，以窥全豹。
    一、与唐石经之互勘
    清人校勘《仪礼》，以顾炎武为嚆矢，肇端于顾氏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
    有清以前，儒家经典之刻石有六：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及南宋高宗御书石经。《仪礼》经文，仅见于前四种刻石。四种之中，熹平、正始、广政三石经早遭破坏，仅存零星残石，惟开成石经犹岿然壁立于西安。开成所刻《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缘起于郑覃之奏请，意在“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注：《旧唐书·郑覃传》。）。郑氏“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注：《旧唐书·郑覃传》。），参与校定九经者如周墀、崔球、张次宗、温业等，皆宿儒奥学，为一时之选。郑氏等校经文上石后，文宗又命唐玄度覆定，不胜郑重。然“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注：《旧唐书·文宗纪》。）。其时际遇如此。后数百年间，仍不为世人所重。欧阳修《集古录》所收金石文字，以广博闻名，而独不载唐石经。张淳校定《仪礼》，参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及五代监本《仪礼》等颇众，惟不及唐石经。朱熹长于《仪礼》之学，然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于经文考订亦不据唐石经。清儒慨叹于此：“惟自开成至今，几及千年，罕有从事于此者”（注：陈鳣：《唐石经校文记》。），“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序》。）。
    康熙二年，顾炎武客西安，“见唐石壁九经，复得旧时摹本读之”（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而知明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之“讹脱犹甚于诸经（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如《士昏礼》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14字；《乡射礼》脱“士鹿中旌以获”7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7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祭拜长者荅拜”11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觯兴”7字。此其大者，它如误受为授，误比为北， 误實为賓，误巾为布，误户为尸，误惟为帷，误 薦为為之类，触目皆是，赖有唐石经在，而得以正讹补脱。顾氏此举，可谓凿破鸿蒙，石经之价值遂骤显于世。
    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然所雕不过佛经、历书之类。据《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雕版印行经籍，始于后唐长兴三年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注：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五代史》亦有类似记载，但甚简略。）。足见唐石经为后世一切雕版经籍之祖本，严可均称之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丁溶亦云：后世版本，“句皆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读经而不读石经，饮水而忘其源”（注：丁溶：《唐石经校文序》。）。二氏所言，堪为清人通识之语，故凡校群经者，无不首先取正于石经，而《仪礼》得益于石经者，远胜于诸经。若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以石经正监本讹误及经文误细书、注文误大字混入经文等，几达二百件。再若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以石经正群经文字，《仪礼》所得最多，约一百六十字。又若严可均《唐石经校文》，以石经参正《仪礼》者，多至352件。石经于《仪礼》校勘之价值，不难想见。
    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因顾氏睿识。然清人未满足于此，由文本之对勘拓展为石经史、摹本、正俗字体等之研究，由此发现石经本身诸多问题，使校勘再入深层，成绩亦远超顾氏。嘉庆丁已年，严可均校读石本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历时八月之久，“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而知石本屡经改动，字体亦不一。严氏稽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考定石经文字杂出四人之手：先由郑覃等勘定勒石之本；开雕后，再由覆定五经字体官唐玄度校改；其后，文宗命韩泉充详定官，详校经文；至僖宗乾符年间，又经张自牧重加勘定。严氏又验诸石本，磨改之迹，历历在目：
    有未刻之前旷格、挤格以改者，盖郑覃校定；有随刻随改及磨改字迹文谊并佳者，盖唐玄度覆定；有文谊两通而字迹稍拙者，盖韩泉详定。……若初刻谊长而磨改谬戾，字迹又下下者，及未磨而遽改者，谛视之，竟与《五经文字》末署名及勘定处如出一手，盖乾符中张自牧勘定。（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
    另据朱彝尊等研究，其后石经又经两次补刻。其一，石经原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内，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韩建筑造新城时，“六经石本，委弃于野”（注：《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现存西安碑林。）。至五代朱梁时，刘守长安城，用幕吏尹玉羽之建议，移石经于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因石经残泐颇多，故朱梁曾加重刻。其二，明嘉靖乙卯年（公元1555年），关中大地震，石经复多断损。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陕西学官叶时荣、薛继愚及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阙字，别刻小字于石，立于碑旁。
    又经冯登府等研究，清人所据石经摹本，为剪裁割裂之“装璜本”（注：冯登府：《石经补考自序》。），大失旧貌。唐石经总有114石，正反为228面，碑石高峻，篇幅浩繁，不易省览，故有摹本行世。 嘉靖乙卯前之摹本，尚存石本旧貌，然已绝迹。清代所行之装璜本，乃裱匠取村塾中九经本，案照前后，将王尧惠之补字尽行嵌入，装合辐凑，若一手拓出者。王氏补字，谬误极多，本别刻于小石，尚无妨经义，现尽数嵌入，则经文淆乱，欺蒙世人。顾炎武虽首倡石经研究，然对石经之评价甚平平，顾氏初读《旧唐书·文宗纪》，见刘评石经云“芜累甚矣”，颇不以为然，“及得其本而详校之，乃知经中之谬戾非一，刘之言不诬也”（注：顾炎武：《金石文字》卷五。），石经之文字，“不无踳驳”（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顾氏进而历数《仪礼》石经之讹。然顾氏所据之本，实为装璜本，所指讹字，多为王尧惠所补之字，石经原本并不误，陈鳣讥顾氏“受王尧惠之欺，是虽校犹不校也”（注：陈鳣：《唐石经校文序》。），不为无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