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揭单疏、单注虽皆善本，然清人亦再精校熟雠，使臻完美。若严州本，未末、凡几互讹，袒或讹租、或讹祖，又如西为酉、夫为大、冢为家之类，亦时有所见。黄丕烈遂以陆氏《释文》、贾疏、张氏《识误》、李氏《集释》等四家之书校订之，而后刊行。张敦仁（字古馀）萃刻《仪礼注疏》，合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为一书，亦先后邀高手精校，故顾千里称其为善本。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多以宋十行本为底本，《仪礼》则另用士礼居所校严州本及景德官疏本为底本。十行本多元明补版，非善刻，故《仪礼注疏》优于群经。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又得见徐氏本，故其校弥精，校勘精则注释、考辨益密。清人之《仪礼》校勘，使落叶尽扫，善本之功居其首矣。
    善本之功用之一，在回校传本之错误。《仪礼》之善本晚至嘉庆初方渐次而出，故此前之校勘无善本可据，其困难可想而知。然清人以其学识，依然多有建树，所校讹误，往往与后出之善本暗合，令人称奇。如《士冠礼》“遂以挚见于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之鄉字，石经及各本（含严州本）均同。然刘台拱以鄉为卿之误，其一，《礼记·冠义》孔疏引此语作卿大夫，是其所见《礼记》本作卿大夫。其二，据此注贾疏文意，知贾氏所见《仪礼》本亦作卿大夫。其三，《释文》鄉字无音，而于《冠义》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故各本皆改卿为鄉。其四，“见于卿大夫”与《国语》“赵文子冠，遍见六卿”相合（注：说详《端临遗书》。）。王引之《经义述闻》亦同刘说，且又补数证：宋明道本《国语》韦注引《礼》亦作卿大夫，足证陆氏《释文》之误；《初学记》礼部下引《仪礼》此语，亦作卿大夫，则唐时不独孔、贾如此。卢文弨、程瑶田等均断作卿。后徐氏本出，果然作卿，刘说已成定谳。又如《既夕》“御者四人，皆坐持体”下，监、毛本及《通释》、《仪礼图》等皆有“男女改服”四大字及注“为宾客来问病亦朝服主人深衣”13字。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云，“男子改服”及注，本为《礼记·丧大记》文，因《通解》集附于《士丧礼》下，遂误入《仪礼》。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亦以此文为羼入，当尽删之。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及戴震《仪礼集释》校语，皆辨其误。检之严州本、徐氏本，均无此17字，诸家所论至确。
    限于篇幅，此处恕不备举其例，读者可参阅本文第四节。
    三、对《释文》之研究及利用
    《释文》即《经典释文》，陆德明撰，成书于隋灭陈（公元589年）前后。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之外，惟赖此书之存”（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人称“六朝以前经文之渊海”（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全书共30卷，其中《仪礼音义》一卷，所注释词目约三百条，由此可以考见唐以前《仪礼》部分文字之字形及音义。
    最早将《释文》用于《仪礼》校勘者为南宋张淳。张氏将《仪礼音义》诸条一一验之于《仪礼》，多有不合。如《士昏礼》“受笲腶脩升”，腶《释文》作段，是陆氏所见《仪礼》作段，腶为又作之本，当以段字为正。今验之石经，亦作段，朱梁重刻讹作。张氏订作段，至确。再如《士丧礼》郑注“将县重者也”。《释文》释重字云：“于重同。”是陆氏所据之本重字前有于字。案诸文意，有于字为安。张氏遂据补于字。又如《仪礼》习见之庙字，诸本或作庿，或作廟，一书之内，杂然纷陈，令人莫知所从。依《释文》，则从苗者为古廟字。张氏据此而知经不当复有从朝之廟字。又，《少牢馈食礼》郑注引《春秋》“禘于大庙”，庙字亦从苗，可知注亦不当作廟。张氏所据《仪礼》，《士冠礼》经注皆从苗，《士昏礼》以下始有从朝者，愈后则从朝者愈多，张氏所见湖北漕司刻本，全书皆从朝，不审之尤。张氏遂从《释文》，庙字悉改廟从苗，极是。诸如此类，张氏收获甚多。
    张淳以《释文》校《仪礼》之成绩，清人极为重视，校勘者无不引及之。然张淳引《释文》，乃一切以《释文》为准，尽归其说。清人之于《释文》，如同唐石经，先求诸《释文》本身，考校研究之，以求认识之坚实，至《释文》与《仪礼》之异同，则平心审断，惟从其是。《释文》之宋刻，清人无从得见，行世者为明末叶林宗钞本，叶钞本乃据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迻写，然多有脱误。清初徐乾学曾将叶钞本校订后刊印，即通志堂本。乾隆末年，卢文弨手校重刻叶钞本，是为抱经堂本。其间，惠栋、段玉裁、臧镛堂、顾广圻、孙星衍、钮树玉、袁廷梼、陈奂、王筠等，或据叶钞细为雠校，或案宋刻经传再加刊正，力图恢复其旧貌。由此，清人对《释文》之理解，远较张淳深刻。
    其一，《释文》经宋人臆改，已失真面。《释文》与诸经注疏原本别行，各自为书，宋人为省两读，乃取《释文》附于注疏之下。然《释文》与经注文字时有不合。古来所传经典，皆非一本，若《仪礼》于汉有大戴、小戴、刘向、庆普等四种传本，文字不能尽归于一。故陆德明所见《仪礼》之本，与贾公彦所见不能尽同，各据所见而释，宋人不察，遂妄加窜易，“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欲省两读，翻致两伤”（注：卢文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又，六朝音切，舌上与舌头、轻唇与重唇不分，《释文》音释亦多如此，宋人则疑其不谐，私为更改，致失原书之真。清人有识于此，故极审慎，不以《释文》为准绳。
    其二，《释文》多俗字。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饭，古音反读如变，与卞音近，故俗作飰。后人不知，或以俗字为正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元朗亦从而和之，颠倒甚矣”（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陆氏释文多俗字》。）。如《聘礼》郑注：“纺，纺丝为之，今之縳也。”又，《丧服》郑注引《礼记·内则》文“孺子”，又《燕礼》“袒朱襦”， 縳、孺、襦三字，《释文》均从，而不从专、需。稽之《说文》，可知《释文》所作均为俗字。陆德明不能辨，张淳则袭其误，处处以《释文》俗字转改经注正字。又如，《士冠礼》“彻筮席”，郑注：“彻去也。”彻，《释文》作撤。案《说文》有彻无撤，彻去之彻，古皆作彻，不从手，撤亦后起俗字。张淳疏于字学，以俗易正。凡此种种，清人皆逐一审夺，还归于正。（注：详见《仪礼识误》（武英殿聚珍版）戴震校语。）。
    其三，《释文》时有误字。隋唐时，《说文》之学尚不发达，故学者于字形异同多不深究，亦不知取正于《说文》，陆德明亦不免于此。若《聘礼》经注，鉶字凡六见，《释文》均作鈃。二字虽同音刑，然绝非一字。据《说文》云，前者为祭器名，后者乃乐器名，不得相淆。《礼记》间有二字混用者，乃同音假借，本字仍当作鉶。又如《聘礼》之字，《释文》作赍。张淳以为二者非一字，前者训持遗，后者训资；《聘礼》之皆当训资，故从《释文》改作赍。然《说文》字与资字本通，不须横生分别，且《聘礼》此字为正，《释文》所作乃俗字，并非二字（注：详见《仪礼识误》（武英殿聚珍版）戴震校语。）。
    清人与宋人同以《释文》校《仪礼》，然水准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宋人疏于六书，于文字学鲜有所见，（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宋人不讲六书》。）遇有歧异，多不能指其沿革，断其是非，“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仪礼识误》条。）。而清人治学，无不以小学为根基，故多能识疑断误，取正于《说文》。是清人识见高于宋人处。此其一。宋人据《释文》校改经注文字，大多不记考辨根据，而以“《释文》作某，从《释文》”一语结之。清人则不然，凡《释文》与《仪礼》不合处，必考竟源流，坐实其义，是非皆有出处。是清人学力深于宋人处。此其二。宋人首创以《释文》校《仪礼》，是知《释文》者，其功不可没。然信之过甚，而至“株守《释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仪礼识误》条。），则又入误区。清人重视《释文》而不盲目遵从，于《仪礼》之流传端绪、字体正俗、刻本异同等，无不着力研究，是深知《释文》者。是清人之成就高宋人一筹也。此其三。